硝烟中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最不祥的事情当属横刀立马的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兰奇·林肯日前升任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明年将面临连任选战的林肯称，众议院的总量限量及交易法案“绝对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对《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参议院遭遇的重重危机，《纽约时报》日前撰文称，仅仅有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立法并不够，因为这或许将导致美国“在与环境的赛跑中失去宝贵的时间，在与新清洁能源的比赛中失去优势，并且将丧失在今年年底举行的第二轮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领导权”。

　　也有人指出，在环境和能源问题上，美国应该采取国际性的协调行动，而不应采取单边举措。很多环保专家认为，美国此法本身固然是进步，但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进步性。例如，美国到202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而国际社会的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参数的，如果同比进行换算，这仅相当于在国际社会公认的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与欧盟在此基础上减排20％的承诺差距很大。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曾提出，在2020年以前使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至40％。美国作为碳排放第一大国，其减排承诺与其身份地位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当然有美国政府防止在经济危机时期因减排而减少就业机会、削弱经济竞争力等因素的考虑，同时利益集团、政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各方利益博弈

　　决定法案进展

　　与长期以来久拖不决的医疗改革一样，新能源法案最终能否通过，显然是美国国内各派势力之间较量与妥协的结果，必将造成几家欢喜几家忧的结局。在当前美国正就医改方案争论不休之时，美国参议院在年底前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鉴于美国这样一个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的超级大国，其能源政策同样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国际社会普遍敦促和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气候政策，但是奥巴马政府由于受制于内政因素的掣肘和保持美国国际竞争力的考量，在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之前，美国政府的与气候政策有关的能源政策推进必将是一个渐进的、充满利益博弈的过程。

　　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问题实质上也是国际气候博弈问题。奥巴马政府力推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必将对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大的减排压力。因为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方面，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的立场基本一脉相承，那就是意欲淡化、回避1997年《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公平性原则以及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较高的、明确的、可验证的减排任务。

　　虽然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建议富国向最贫穷以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持，但并无具体承诺。这表明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本质是为了提升其自身国际竞争力，而不是解决世界环境问题。

　　(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以及中美关系；孙海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