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于1869年创建于地下室、只有1个雇员的公司到2008年发展成为坐落在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有着32000名雇员、在全球各地征伐、年净收入11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高盛的成长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金融公司发迹史之一。 自1994年进入中国大陆以来,高盛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其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它取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2007年5月30日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节目在“专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中说,在担任高盛CEO期间,保尔森同中国政府领导人关系之密切程度甚至超过很多美国政要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关系。美国媒体也从不讳言高盛管理层与中国政府高层的关系。 那么,高盛为什么能够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呢?高盛有个很著名的口号,叫“长远上的贪婪”。这个口号本来是要求高盛的交易员不要过于在乎短期交易损失,但后来被高盛发扬光大,应用到包括在中国拓展业务、占领中国市场等很多方面。 2002年,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向国际投行界放出口风,希望国际投行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高盛再一次以积极的姿态响应了中方发出的邀请。2004年,高盛捐款6200万美元,帮助与高盛没有任何关联、其时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海南证券。高盛这一慷慨行为再次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最终得以成功创立高盛高华证券,并创下中国金融史多个第一。 高盛非常精通如何培养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关系。“金砖四国”一词就是高盛在2001年杜撰并极力鼓吹出来的,如今“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术语了。 2003年,时任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的约翰·桑顿突然从高盛辞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全球领导艺术项目主任并亲自设计、组织并授课。为什么约翰·桑顿要放弃1120万美元的年收入来到中国的大学做教授,而且是来清华大学,上的课程还是EMBA项目的领导力课程?难道约翰·桑顿象白求恩大夫一样,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而“不远万里,来到清华”的? 看看这些年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项目中有多少学员是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各级政府官员,也许就可找到答案。 约翰·桑顿试图以他开设的领导力课程影响中国国有企业高管、中国政府官员们的思维,日后在中国政府,这些高管们领导的国有企业中为高盛创造商业机会的看法也许并非以小人之心,英国《独立报》在去年7月22日的报道中就指出:约翰·桑顿已成为发展中美商业与政治关系的重量级人物。 2004年5月,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并迅速引起强烈反响,使得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在获取中国政府的信任方面,高盛再一次为自己增分不少,因为虽然中国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但中国政府并不认同“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 作者系《探秘高盛》作者,法学博士,曾在美国旧金山从事多年的管理咨询工作,现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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