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核电事故看人类生态良知的复苏

   日本地震过去20多天了，核泄漏的蝴蝶效应仍在振动着翅膀。最早看日本地震视频，和日本歌人(日本人称和歌作者为歌人)鸭长明笔下的一场地震有些相像。鸭长明是日本平安末年的一个歌人，留下一部随笔叫《方丈记》。他在书中写道：“山崩河埋，海水倾斜浸漫陆地。土地裂开水涌不断，岩石碎裂滚入谷间。近海划行的船只，飘摇于波浪之上，行走着的马匹四蹄失去了平衡。都城近郊各处寺院神社的建筑物，保持全貌的没有一处，有的部分崩坏，有的整个倒塌。灰尘升空，如浓烟一般。”

　　鸭长明记录的是发生在820多年前的元历大地震。他的感叹很有意味：“大地震刚过，人们都述说这世间无常，减去了些许烦恼，但日积月累，一年过后，竟无人言及这些了。”鸭长明说到的“无常”二字，不仅是《方丈记》的主旨，也是日本人看待自然与人生的一种普遍态度。

　　《方丈记》里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河水里的水泡，时而消失，时又聚集，但未曾久留，在世间的人和住所亦是如此。”用水泡来喻说人事和住所，曾是很多日本人对生活的一种日常认知。他们一方面承认世事无常，一方面却又渴望在这生灭迅速的无常中寻求新生。正是这种“无常观”养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美学意识。无常观也让日本人对“物哀”美有天然的崇拜。这里的“物哀”，不只是对自然万物的悲哀或悲伤之情，还有共鸣与感动的意味，悲与美是完全相通的。

　　虽然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仍未得到遏制，可很多人还是相信，日本的文化意识有能力帮助他们修补自身的生态良知。如今人类对生态环境，采用的多是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即使要保护环境，也是从保护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而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都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的尊重上，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自然生态的平衡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像《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强调的都是人与自然万物具有平等的价值。在这种观念中，大自然有独立的价值体系，并非是作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而存在的。它把自然平衡看作一切价值的基础，时时意识到人类不过是诸多生物的一种。只有实现了人与物的共存而不相害，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

　　无论是日本的“无常观”与“物哀”观，还是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道家的“道法自然”观，都应成为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思想中蕴含着一种生态良知，即把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变为对自然的顺从与尊重。道理很简单，科技再强大，人也无法离开自然延续自身的存在。人类本身并无法产生任何能量与物质，再高的科技，不过是对自然界能量和物质的转化。要重建生态良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过去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认知，而把自然生态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这种生态良知，也表现在对积累物质财富的态度上，它强调节制，通过对人类发展和增长的自我限制来保护生态环境。它以保护自然为第一原则，放弃任何不计环境成本的经济方式，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受益。这种良知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的就是简单、节俭与适度消费。

　　人类能否从日益增多的生态灾难中，孕育出一种有生态良知的文明？我们需要从文化角度，来反思日本核泄漏这种灾难，才可能在民众中形成相应的文化共识。一切保护生态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种文化共识。期望这场日本大地震引发的诸多灾难，能够让更多人的生态良知复苏。

　　房价调控如何实现“制度破题”？

　　徐立凡 财经专栏作家

　　3月29日，北京房价调控目标按期出台。至此，54城市的房价调控目标均已揭晓。北京调控目标是：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其他城市普遍采取与GDP挂钩的房价调控模式，其中还有只调控增量房房价与存量房房价的差别。

　　对于房价调控与GDP挂钩，人们关心的是，房价和GDP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为什么不与居民支付能力挂钩？在各地GDP规划虽然降速但仍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情况下，这种价格调控模式等于设定了涨幅——即使抛开建设成本上涨因素，也意味着6%左右的年涨幅。在普通居民同样处于通胀压力的情况下，虽然6%已远好于房价一日三变的飙升，但仍然有叠加的压力效应。相较而言，“稳中有降”更符合民意预期，当然仍会让人猜想：如果土地价格构成因素不能改进，营销环节的不当寻利漏洞不能补上，那么降幅从哪里省出？完成房价调控目标或许需要事实上的价格管制。而价格管制，显然不是市场正常运转的长久之策。

　　实际上，上述两种不同模式都既有政策依据，也有现实依据。按照“国八条”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GDP本来就是房价调控目标的重要参考因素。而在多数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现实环境中，楼市与GDP的相互作用也是客观存在：房地产拉动GDP增长的比重一直就偏高。与GDP挂钩的房价调控目标模式，只是二者关联度的倒装句式表达。北京将土地和资金资源集中于保障房，也是此前楼市调控战略布局的传承。

　　尽管如此，假如只是将房价调控目标与GDP作简单的线性捆绑，则不仅各地房价调控目标的设定易被解读为房价继续上涨的政策授权，而且会使房价调控背后的宏观调控战略深意浅层化。实际上，“国八条”为房价调控目标设定的三个参照标准蕴藏着复合式的内在逻辑。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目标规划为8%，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目标也为8%，而房价“稳中有降”，意味着今后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和房价的赛跑中，政策希望做到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率先撞线。果真如此，被问责式调控限制的房价上涨，对应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将事实上下降。剔除掉未来建房的成本上涨因素和居民的日常消费品通胀因素，至少居民在住房支出上负担不致继续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