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热点：黄光裕离公司精神还很远

　　作者：苏小和

　　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

　　陈晓终于熬不过黄光裕，离开了国美。让人大跌眼镜的情结是，黄家的人放出话来，说的是谢谢陈晓终于离职，可惜走得太迟了。

　　这样的话听上去可谓恶狠狠!站在生意的层面，黄家的人义愤填膺，也算可以理解。不过，有些道理需要在这里陈明。比如有人马上就说了，这话太过于杀气腾腾，说明黄光裕的格局实在太小了，说明黄家的人可能到今天为止，仍然只是懂得赚钱，不懂得做公司。公司和赚钱之间，有些时候具有一致性，有些时候，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公司，可能不仅仅是赚钱。

　　在陈晓曾经阶段性险胜黄光裕的时候，业内专业人士曾经是有过评论的。在公司的时代，商业的伦理价值，公司的文化价值，都是通过商业的手段来实现，而不能用伦理或者文化遮蔽商业本身，必须小心守住这样的场域划分。

　　我深深地知道，伦理、契约对公司是多么重要，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是多么重要！多少大学者如马克斯·韦伯、余英时都在这个领域皓首穷经。而我简单地提出这样的判断，显得是多么草率！

　　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内地小股东大多数支持黄光裕，而几乎所有的海外机构股东，都将筹码给了陈晓。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局面。我想说的是，内地好多有钱人也许仅仅有钱，并不懂公司的真正逻辑，而是习惯性地依靠一种模糊的江湖文化在行动。恕我直言，国内某些学者，似乎也是如此。

　　所谓内地小股东，被誉为“三湘第一庄”的欧阳雪初，算是一个代表。他斥资2亿港元，购入1亿国美股份电器，力挺黄光裕，理由是“向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致敬”。我想知道，所谓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是什么？黄光裕身上的商业伦理又是什么？当欧阳雪初这么思考问题，太多更加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

　　更有意思的是，严介和说，黄光裕事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不能忠于企业。为什么曾国藩要用湘军？就像我之前的太平洋为何用老乡。

　　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些内地的小股东才选择站在黄光裕这一边，我看到我的朋友赵晓、王育琨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伦理的层面、民族产业的层面发声。要知道，赵晓老师是名满江湖的经济学家，而王育琨，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管理学家，一个在本土文化的营养里找动力的好学者。

　　黄陈国美之争，本来是一个商业事件，没想到却引起众声喧哗，这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个企业发展技术层面的纠纷。撇开黄光裕已经显现的商业错误不说，黄本是草根创业型人才，他已经不太适应真正现代大公司的发展。他的职责，是当好大股东，而绝不是核心管理者。

　　我以为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国美已经是一个公众公司，它的股权格局肯定是一个不断渐变的过程，不断社会化、扁平化、公众化的过程。随着国美的发展，黄光裕的股权比例和操控权会越来越小，谁都阻挡不住。没有陈晓，以后会有张晓，不认识这一点，就只能拿所谓的伦理说事。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

　　我的观点很简单，基本上，支持黄光裕的人，和当时反对朱新礼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的人差不多，我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者。

　　我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理念，正是公司的概念。公司，作为今天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开放，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这么说，开放既是公司得以发展的动力，也是公司发展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公司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或者只是国家寻求富强的通道之一。这是一种狭窄的历史观，一种由实用理性主导的思维定式。遍观这个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公司版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的公司，既是一种实用理性，也是一种价值理性；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