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热点：黄光裕离公司精神还很远

　　我不得不再次用一种抒情的姿态陈述一个事实，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内地的中国人，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司。在解决历史学的方法论之后，如何把经济学的思考、管理学的思考带到我们的公司思考里，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功课。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曾经有以下陈述：

　　“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而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关于现代公司如何成功的最感性的经济学描述，抑或是关于比尔·盖茨成功密码的最理性的分析。

　　在不完全的视野内，我愿意把这样的指标作为我考察中国公司的基本的经济学模型。

　　而在管理学的层面上，我们的方法问题一样存在误区。很多人辛辛苦苦的商业行为，似乎只是想告诉人们怎么去赚钱，如此，便失去了更加有价值的思考。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价值所在：如何评价30年来的中国本土公司，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众所周知，如果仅仅就时间来看，它的历史线条其实是很简单的，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大众的普遍模式：

　　生意→厂家→营销→公司→品牌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所有的公司必然要走的商业之路，人们很容易就沿着这样的思维路径去发展，去演绎，并把此当成一家志存高远的大公司的不二法门。但德鲁克却不这样看，在那本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鲁克却将上述路径加以解构，并认为“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人文组织”，“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机构”。

　　德鲁克与大众的思维路径实在相去甚远，不过却为我们解读中国本土公司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并帮助我们把中国公司看得更加透彻。

　　有段时间，我几乎不读德鲁克的东西，因为他说的很多东西，一句话可以说完，但是却敷衍成了一本书，后来我发现这种理解比较肤浅。其实，德鲁克的意思大概是，人类社会从家族到民族，到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演变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织——公司。公司是把国家与国家的边缘模糊化的组织形态，今后人类未来主要的生活场域是公司，而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

　　我是如此热爱公司这个名词！马克·罗伊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对公司的力量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在罗伊看来，一个自由的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比较好的途径，恰恰根植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前几日与学者秋风聊天，他也谈到，公司可能是能真正改变中国当下局促现实的建设性力量，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有限得多。秋风的意思是鼓励我多进行一些企业的研究，多向企业家传播一些自由竞争的理念。我同意他的观点。

　　其实，沿着这样的分析框架，我更加想表达的一个理念是，黄光裕陈晓国美之争，或许是一堂不可多得的针对中国人的现代公司启蒙课，既是一种商业方法的启蒙，也是一种商业价值观的启蒙，既是一种商业文明的启蒙，甚至还是一种民主博弈的启蒙。

　　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中国商业发展的在场者，我左手感谢黄光裕，右手感谢陈晓，是他们的商业征战，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里蚂蚁一样汹涌的人群，朝着真正的公司时代迈进了一大步。尽管黄光裕是退步了，但看热闹的人们却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司的概念。

　　作者简介：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独立阅读报告》发起人之一。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2种新书《仓惶人物志》《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即将出版。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