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温度计无形污染环境 “无汞医疗”推行困难

　　这家医院在器械替代中支出了约60万元，“都是医院自己掏，没有经济效益，只承担了社会责任。”积水潭医院器械科科长杨旭波说。

　　这种替代也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电子血压计有时“测不准”，甚至厂家都会在产品上主动标出“仅作为参考标准”。最后，每个病房不得不保留一台水银式血压计。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徐珊认为，含汞医疗产品是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物资，“不能说大家觉得有污染就不去生产，一旦出现灾情疫情时，临时采购是不可以的。”2008年，为了生产这些被视为精标准的水银血压计和体温计，中国耗汞量大约为227吨。

　　生产水银温度计的江苏鱼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兴国则指出：“如果我们国家的无汞替代操之过急，难免一些国外的利益集团凭借着起步较早，技术先进进行垄断。人家会坐享无风险的利润，必将危害本土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不过这些汞产品公司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中美减汞”随着2007年项目到期而告一段落。

　　“只进行了一年。”天坛医院负责健康教育的医师倪富强说。第二年夏天，他受北京市卫生局的委托，编写了一本《无汞医疗指导手册》，该部门当时声称未来要在北京市的20家医院推行“无汞医疗”。但直到今天，《手册》的初稿还静静地躺在倪富强的写字台上，无汞医院的计划也没了下文。

　　“身为含汞产品的主要使用者，医院能通过减少使用汞及排放汞来扮演保护大众健康的主要角色。”——《中美减汞合作宣言》中的愿景似乎仍然只存在于曾经的两个试点医院中。

　　在一些医院看来，自愿减汞不太现实，因为含汞医疗器械数量多少并不在各项评比范围内，比如“百姓放心医院”的评选标准里就没有。

　　一个无人可答的汞垃圾去处

　　尽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认为禁汞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部门，但他们现在似乎从一种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龙是天津血液病医院麻醉科医生，同时也是环保志愿者。他总是在各个护理学会或医学会上宣传汞的危害。

　　“可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广概念。”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据他所知，在天津，拥有医生和志愿者双重身份的只有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医疗汞占整个汞污染的十分之一”，这样大的比重或许是中国在无汞医疗“试水”的原因。

　　由于“对医院的环保标准要求很低”，环保工作者期待着行政力量干预医院减汞。目前中国的一些医院在处理破碎含汞仪器时，采用了和美国相同的技术，“但在国外，打碎温度计是件很严重的事，要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还要专门拨一笔钱来处理这个污染”。

　　另一方面，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针对汞污染的有效修复方法。为了实地研究汞，冯新斌将自己的家和实验室都迁到了贵州省。在这个以铜仁汞矿著称的省份，有传闻当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并不怎么吃鱼的地方，冯新斌发现，由于水稻果实“特别喜欢富集甲基汞”，致使当地人体内汞含量超标。

　　比起小矿区里“土法炼汞”使工人长期在汞蒸气下暴露，食物内的甲基汞更为可怕，“对大脑和中枢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和鱼类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心血管健康和儿童智商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是隐性的”。

　　这个“不怕吃当地米”的科学家，正在寻求解决汞困境的办法，比如让当地的老百姓改种玉米。他还正在寻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迁移。

　　但环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着。听说野生食肉鱼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阳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鱼了”。根据《健康加拿大》的消费指南，鲨鱼、旗鱼、金枪鱼仅应“偶尔食用”，孕妇、育龄期妇女和儿童“不应超过每月一餐”。另外一本杂志甚至告诉读者，海产干货的毒性“高于新鲜鱼类30倍”。

　　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几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银体温计。

　　尽管“汞废弃物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绝使用汞以及含汞产品”，但没有人知道在曾经的“无汞医疗”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经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问到这些含有大量水银的“定时炸弹”究竟被如何处理时，那些接受采访的人表现出了和记者一样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