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关注低碳经济 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选择

        杨伟民：应加入新的约束性限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第一是如何编订操作性的方案性的，我说的是一个规划的写法，“十二五”能不能改善一些，专门就每一个重大的专题和重大问题，比如扩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会带出来其他很多方面变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在于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两类，一个预期性，一个约束性，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创新，当时确定约束性指标涉及到公众利益，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指标。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加入新的约束限制，开发强度是一个指标，是所有的这个地区建设空间占整个这个区域的比重，包括各种道路等等。

        夏斌：财政金融政策要明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建议，人大应定期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向“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

        规划要讲政治，“十二五”规划和过去五年规划定完以后是不是每年财政部人民银行，我们党组在讨论每年工作和规划两码事，在十一五规划专家座谈会我讲，怎么办，怎么执行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要有这些，要讲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要讲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怎么要求，怎么制度变化，这是关键。

        第二点，为了落实这样的状况，我提过，人大通过两年半，一年半必须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我在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发改委长期搞国民收入，都是搞的是投资项目什么的，而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增长方式改变，全球经济等等。

        因此这个体制下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更多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要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否则规划里面就加上财政的话。我没看，如果延续过去那样，大部分是发改委讲的项目民生等等，真正的机制不变化，要具体的东西，这才使规划真正变成中国人民利益推动的计划。

        郑京平：应明晰规划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表示，讨论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考虑“十二五”规划面临环境的时候需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和旧的关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点，也不能忘记旧的因素，要注意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既要考虑国际趋势的变化，更要考虑国内实际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规划定位的问题。我们制订五年规划时一定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定位，明确规划的功能。规划到底是给中央政府制定的，还是给地方政府制订的，还是给企业还是公民制订的，应怎样规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民在规划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

        张曙光：规划要从强国到富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表示，“十二五”要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一个“十二五”要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咱们前30年基本的战略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强国为目标，所以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第二个要完成一个转变，从外援工业化到内援城市化转变，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业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业化，哪个国家内援工业化很难成功，但是问题在于外援工业化成功以后，咱们现在出现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动我们内部资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如果咱们政府主导，如何使得现在的相对价格关系在“十二五”能够逐步合理化，使经济不断从政府所谓主导的转变成价格作为基础，作为很重要的参数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