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

        污染减排产生了积极的放大效应和带动作用。虽然“十一五”减排指标只涉及两项主要污染物，但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和带动性。污染减排带动了治污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在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时也削减了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各地一批突出环境问题被纳入污染减排这项中心工作中一起抓，从而带动了全局工作开展。在推进污染减排过程中，大量落后产能被淘汰，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提高了资源环境的经济效益。污染减排的放大效应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的政策导向、制度建设和环境文化。

        污染减排促进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走向融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污染减排既是环境政策，又是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作用机制使矛盾双方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调。4年来，各地各部门把环境容量作为规划和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用环评制度严控“两高一资”项目上马，用环境标准促使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倒逼污染企业转变增长方式，走环境友好之路。这种综合决策产生了综合效益，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经济指标上升，发展质量提高，竞争能力增强。

        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发展规律，探索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防控污染方面一直行政手段用得多，法律和经济手段用得少；对污染企业以行政监管为主，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激励手段用得少。其结果是污染企业缺乏内在的治污动力，容易发生污染反弹，治理成果难以巩固。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样也需要制度创新。注重制度建设，构建完备的体制机制，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一条鲜活经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污染减排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是一场利益博弈，面临着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引导与推动并重，以协调多方利益诉求。“十一五”以来，各地各部门把握环境保护发展规律，抓住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特点，积极探索环保新道路，采用综合手段来推进污染减排。

        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增加污染减排的内在动力。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环境政策。“十一五”以来，我国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推进污染减排，各地各部门出台实施了差别电价、以奖代补、脱硫补贴、出口退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促使资源有效配置，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激励企业建设治污设施。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加快了减排步伐，健全了减排长效机制，而且有利于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

        完善环境法规制度，增强污染减排的约束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推进污染减排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十一五”以来，我国制定和完善了包括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区域限批、规划环评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了政府的施政行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建立了考核、监测、预警、核查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使污染减排进入了制度化轨道；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环保问责。逐步完善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为完成减排约束性指标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障。

        严格执法监管，为污染减排提供外在动力。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原因，我国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不加强监督检查，治污任务难以落实，减排成果难以巩固。4年来，全国环保执法人员发扬中国环保精神，顶酷暑，冒严寒，宵衣旰食，深入排污企业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各地积极探索执法新模式，完善监管机制，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创造新业绩。他们的努力换来了青山绿水，他们的贡献载入了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史册。

        污染减排初战告捷，环保历史性转变迈出了坚实步伐。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减排任务仍然很艰巨，容不得半点松懈；减排工作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用创新思路去破解。我们要保持昂扬斗志，乘胜前进，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十一五”减排指标和今年新增加的减排任务，提前谋划好“十二五”减排工作，为建设蓝天碧水的中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