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印证。
由于在降低成本与中国对手竞争方面束手无策,德国太阳能巨头Q-Cells在2009年交出巨亏13.6亿欧元的成绩单后,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兼CEOAntonMilner于今年3月份迫于压力辞职。对新任CEO来说,下调FIT补贴的决定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德国本土的生产线关闭,并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维持成本竞争力。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其它欧洲国家在太阳能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与德国不可同日而语。“像一群躲在房间里的人,要冲出去,德国是最早带领大家冲出去的。大家陆续冲出去了,德国还是在前面的,只能说它的权重相对没有那么大了,但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光看安装量,从人才、技术、行业引导力来说,德国还是很重要的。不能只看企业,要看别人的研发优势和人才,技术和品牌德国还是很厉害的。”姚峰说。
由于国内扶持政策的不到位,缺乏国内市场,中国的太阳能工业不得不在出口中找出路,继而在全球的太阳能产业链中沦为“代工者”的角色。而德国则是典型的“政策市”。凭借相对稳定的政策支持,德国得以在新能源领域快速发展,并通过持续的投资创造更多的产业价值和就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
电动车图谋
“电动车关系到德国的龙头产业汽车工业的前途命运。在混合动力方面德国已经是睡了一觉了,丰田已经跑到前面了。醒了以后就要赶快行动。”德国北威州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封兴良说。
相比于太阳能行业的嬗变,电动车市场还刚刚启动。但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政府已经未雨绸缪。
5月3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持下,一场电动车的峰会在柏林举行,并启动了德国的“电动车国家平台”行动。该行动涉及的领域将包括电动车、电池和基础设施等。
接受本刊采访时,北威州北京代表处的成立尚不足月,但封兴良的工作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其中,前面提到的德中电动车研讨会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并且在研讨会开完之后,很快就有国内的一家“知名度很高”的电动车公司去北威州看地。“如果中国企业想去北威州投资的话,整个过程都是有人陪同的,从你签证开始,到当地找地址,怎么注册公司,都是一站式免费的。”
封说,今年北威州准备搞四次电动车方面的研讨会。第一站选了北京,第二站他建议在沈阳,接下来会是在南方的广州、上海或者重庆。不难发现,他选择的会址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线市场所在。
实际上,德国围绕电动车的产业布局早已拉开了帷幕。巴甘茨就对RWE公司(德国传统电力巨头)在电动车领域所做的工作印象深刻。“他们特别踊跃地参与,建了很多充电柱。因为这样可以吸引新的客户群,或者给客户提供新的业务。”
令中德可再生交通能源中方项目的协调人王秉刚感兴趣则是由德国西门子提出的更为终极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提出把电动车纳入智能电网。作为智能电网的一种组成,把每台车也看成活动的、小的储电系统。不但可以储藏电,还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把电送出来。
鉴于德国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领先优势,德国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地提出了“全部用可再生能源驱动电动汽车”的宏伟目标。
而刘汉元的忧虑也正来自于此:“按照全球碳减排计划,以后碳排放量是需要花钱买的,中国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随着经济发展还会增加。德国人在新能源战略上布局如此思虑深远,我们如果不能在新能源产业有相应战略予以对冲,以后将付出大代价!”
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刘汉元将他与另一位大学教授合著的《能源革命》一书专门送呈胡锦涛,并附信:新能源将是未来国家之战的主战场之一,建议将新能源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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