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厮杀 央企低价完胜

    游戏规则

    “其实，我们也不必抨击央企。”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孟宪淦向时代周报透露，早在竞标之前，能源主管部门就曾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放出风声，嫌光电价格太贵，即便降到1元/千瓦时还是太贵，七八毛才合适。

    而从本次竞标要求来看，主管部门设下的高门槛直接扼杀了民企参与的可能性。依据规定，竞标公司需为每个标的缴纳500万元保证金，抵押时长14 个月，而且，公司必须具备10%的项目资本金，并在公司融资方案中保证30%的自有资金。由此估算，竞标公司申报一个项目至少需自有资金1.33亿元。

    “现阶段，光伏发电是政策主导的事业，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政府让央企作投资者，以便更好地由自己主导，这一点并不应该被过多指责。” 对于政府授意央企低价拿标的说法，孟宪淦说。

    目前，世界各国的新能源下游产业都处于政府导向阶段，而且，由于成本高企等因素，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策将是整个产业的主导因素。

    以西班牙为例，2008年，该国光伏装机容量高达2511兆瓦，但当政府宣布削减财政补贴后，2009年的实际装机容量立刻萎缩至不到200兆瓦，足见政策威力。

    而在中国，财政补贴亦是政府考虑的重要议题。孟宪淦告诉时代周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撑，但是，如果压力过重，政府也无力承受。

    根据拟议中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到2020年，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将攀升至1.5亿千瓦，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光电贵意味政府要多贴钱。如果现在不压价，等到装机容量上来，这么多财政补贴，政府找谁要？”在孟宪淦看来，央企之举，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为国家担责，唯一的问题是政府把价钱压得猛了一些。

    按国际市场的执行情况估算，光电价格的合理降幅为每年5%-10%。例如德国计划实现上网电价1元人民币/1千瓦时的时间是2016年，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将时间节点设在了2017年前后，但在中国，则被提前至2012年。

    对此，孟宪淦认为，压低电价的深意在于借此调控市场，避免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从当下实践来看，有些地方政府“过于激进”，提出“风电三峡”、“中国太阳城”等计划，不断上马新能源项目，极易造成重复建设。

    事实上，去年中，一直狂飙突进的光伏产业就得到了首个“黄牌警告”。随后，发改委出台专项文件，认为该产业应控制产能，合理健康发展。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其降温不少，但今年以来，旺盛的国际需求使得中游的光伏组件产业重新成为淘金热点。

    “上网电价定得低，没有核心技术、管理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有能力降低光伏组件生产成本的优质品牌企业则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洗牌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有益的。”孟宪淦分析。

    民资再战

    央企未进入之前，在新能源领域的开拓过程中，民营企业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而此次厮杀中，民企梯队集体惨败，但他们似乎不以为意。江苏常州一家光伏生产商告诉时代周报，由于他们80%的订单来自国外，国内市场是否启动对其影响不大。

    而今年，由于德国预备下调光伏补贴，为搭乘政策末班车，大批光伏工程商抢着修建电站。为此，去年还为亏损发愁的国内光伏组件商半年来接订单接到手软，已无暇顾及国内“内讧”。

    然而，随着西班牙、德国先后提高光伏补贴门槛，欧洲的太阳能光伏市场已逐渐趋向饱和，不少欧洲企业已将投资目光转向中国，光伏民企的处境不容乐观。林伯强告诉时代周报，一方面，海外市场在萎缩；另一方面，本土市场尚未打开，甚至可能遭遇欧洲企业的挑战。

    7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其中指出，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建设。但林伯强认为，解决垄断的最有效方法是让民资进入光伏产业上、中、下游的所有环节。

    “如果民企能够不断革新技术，降低成本，等到标杆电价推出，绝对有机会在下游市场与央企再战。”国信证券一位分析师预测说。只是，标杆电价的诞生不知还需经历多少场特许权招标，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则打趣说，这一命脉若能在“十二五”内打通，就已“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