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报告发布

    低碳vs. GDP

    在论坛的一场“头脑风暴”中，有与会者提问“对于上海而言，转型的成本会有多高？”无疑，这是整个会议中最难以回答的问题。

    报告的另一位负责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诸大建认为，现在研究低碳有三种基础路径，最主流的为能源替代路径，其次是效率提高路径，第三种就是报告里强调的转型路径。

    “光靠能源替代是没办法实现低碳的，而效率路径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在现有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技术上的效率提高。”诸大建说，“转型路径则是指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从原来非常重型化的结构转向服务导向的结构。这样一种转型成本我们是很难估计的，但成功的转型是要伤筋动骨的，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转折。伤筋动骨的政策能不能推行，这才是真正的成本，如果要低碳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而转型意味着GDP可能会往下降，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敢不敢这样做。”

    可以看到的是，报告预测了上海在不同政策干预情景下的GDP增长率。在转型情景下，2010-2015年，上海GDP增速约为7.23%，2015年到2020年，增速为7.23%，2030年到2040年，为3.59%。而在强干预情境下，2010年到2015年，上海GDP增速为6.81%，2015-2020年，GDP增速为5.92%，2020-2030年，GDP增速为4.92%，而2040年到2050年，GDP增速为1.99%。

    官方数据称，上海钢铁和精细化工工业产值占上海市的15%，耗能量占60%。此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尚玉英曾对媒体表示，这些产业虽然是耗能大户，但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低。

    戴星翼表示，过去几年上海GDP 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驱动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资本的引入构成了资本形成的基本内容，由此又拉动了本地重化产业，“这种由起吊机经济拉动的高速成长应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非永久的主旋律。”

    “未来上海的发展必须摒弃GDP主义，需要在理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基础上，着力培育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从投资和外贸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内外兼修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向后工业化的转型。”戴星翼说。

    难道GDP的增长和发展低碳两者真的不能兼顾？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何东全举了几个国外的成功实例：纽约和华盛顿这两个美国的大城市，任何技术手段上几乎不存在差异，但纽约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是华盛顿的1/4，基本上是5：20吨的关系，而华盛顿则代表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个例子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它是欧洲这两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但那里的碳排放量这两年都在降。

    “如果真正地微观聚焦这两个城市，你会看到它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其他城市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这应该是造成这两个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原因。纽约90%以上的交通出行是通过公共交通方式来解决的。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出行率居然还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达到35%，整个的交通体系是一个绿色的公共交通和慢性交通作为支撑的体系。”何东全说，“如果从城市的角度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下一步要关注低碳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对此，诸大建表示赞同。他还补充，伦敦对于英国，它的人均排碳也是最低的，东京对于日本也是最低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也是最低的，“而北京、上海的排碳量都是高于全国人均的。中国是工业的城市，所以城市里面三种排碳：工业、交通、建筑，实际上有一个时间序列。所以报告点明了当前中国城市要低碳，实际上就是首先要在工业的转型上面做大文章，随后在配合交通以及建筑上的节能减排。”

    此外，报告课题组还建议，上海要审慎思考“如何在低速增长下过日子”，实质是更审慎地决策，杜绝奢靡、杜绝浪费，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更健康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问题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