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清洁能源须有整体规划

　　钱智民认为，一旦经济增长超过预期，能源消费必然要跟上。“人家就要自备电厂，不环保也上了，想控制都难。”对于去年个别地方“拉闸限电”致使民间柴油发电盛行的场面，他仍记忆犹新。

　　“依靠新能源改变我国能源结构将是个长期过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电监会原副科技主席邵秉仁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郑楚光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新能源的能量密度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的替代常规能源，此外，节能减排也存在天花板，“不可能无止境减下去”。因此，他建议在发展新能源，开展节能减排的同时，继续关注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例如CCS（碳捕捉和封存）等清洁煤技术。

　　郑楚光向记者表示，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也属于调结构的范围。“不能局限地说调结构就是不用化石能源，这是偷换概念。”他强调，CCS已被划到新能源的范畴之内，“但这一点还未被公众所理解。”

　　完善规划和政策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新能源规模和效益的差距，邵秉仁在3月9日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发展新能源，规划须先行。“目前重项目、轻规划，规划与实际结果总是差之甚远，规划滞后且缺乏约束性，导致无序发展、资源浪费的问题十分突出。”邵秉仁说：“新能源并网难、消纳难、调峰难，装机多而发电少、速度快而效益低，一些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也盲目提出打造新能源基地。”

　　周大兵建议，应尽快完成中国主要大江大河的水电开发规划和规划补充、修订和审批工作，并在国家层面上组织编制风电总体规划。他指出，水电规划是水电开发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很多流域面临水电规划的修订和调整。另外，水电规划包含了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十分复杂。而在大型风电基地集中开发规划上，他表示不仅要考虑风能资源，还要考虑与其他电源和电网的统一协调。

　　除了规划，两位委员称，还必须完善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
 

　　邵秉仁表示，我国目前以电价补贴为主的新能源发展政策没能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改革新能源补贴办法，设立新能源研发专项基金，鼓励各级财政贴息支持新能源研发；完善新能源电价加价政策，将新能源电价补贴额度分解到地方，与各地区新能源核准项目相衔接；对自发自用的新能源，应同样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来自企业的周大兵则认为，应通过市场激发新能源的发展潜力，“如果长期补贴，风电就没有生命力了。”

　　在核电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将新开工建设4000万千瓦的核电项目。

　　“中电投大概瞄准1000万千瓦的规模吧。”陆启洲向记者透露。国内目前仅有中核、中广核和中电投三家拥有控股投资核电项目的资质。五大电力中的华能、大唐、华电、国电等在尚未获得核电资质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参股投资核电项目、开发核电厂址。

　　“初步预计我国核电2020年要达到7000万千瓦的装机规模。目前刚突破1000万千瓦，还差6000万千瓦。”翟若愚向记者表示，“从投资角度等因素考虑，少数投资主体介入，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相比水电等清洁能源，核电安全历来备受关注，“十二五”强调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发展核电。周大兵在《关于促进核电发展的措施建议》中提出，应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核电运营专业化。“运营专业化有利于核电站运营的安全和稳定，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与调配。”周大兵强调，“核电建设往往存在资金瓶颈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如果推行核电运营专业化，实现运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核电投资可以完全放开。”“甚至民企也能成为投资主体。”翟若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