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次核电危机的影响,“十二五”规划中对核电发展的目标或许有所调整,也因此影响其他新能源的份额。孟宪淦分析说,现在还难以确认如何调整,但通过此次核电事故,以及今年“两会”上很多代表们的一些建议,可能也有必要对各项新能源都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这次“十二五”规划有所调整的话,太阳能发电将是调整幅度最大的一种可再生能源。“因为这个目标过去定得太低了,按原来的规划到2020年才2000万千瓦。”
业界呼唤加大政策支持
虽然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太阳能发电的高成本和产能过剩则可能成为行业把握机遇的绊脚石,但来自各界的声音却稍显乐观。
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认为,太阳能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目前太阳能的成本只相当于15年前的20%左右,往后还有进一步降本增效的可能。
而对于长久被质疑的“产能过剩”,山东裕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祺翔则肯定的表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过剩,目前市场实际需求依然很旺盛,仅在组件生产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略微过剩。“例如多晶硅的产能远远不够组件生产的需求。同时在我们的行业内的电池片是很难采购、不容易采购,有价格高的趋势。”
在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质疑背后,其根本是国内市场的发展缓慢。新能源快速普及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这也成为业内长久的呼唤,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甚至表示,如果未来几年还没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支持,新能源行业或将趋于萎靡。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做客中国经济网演播室时表示,中国太阳能产业被边缘化的状况始终没有大的改变,国外对中国太阳能发展能力的关注甚至已经超过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还专门提到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机构。
“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政策驱动的事业,如果说没有政策驱动,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会很慢,因为价格贵市场接受能力会很差”,孟宪淦说。他建议适当提高电力附加费,例如提高到1分,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史丹则建议,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太阳能光伏电站还处在建设中,要积极地开发市场,起码要形成一个对太阳能光伏电厂形成一个保护电价,使这些企业可以维持下来,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地方。
黄鸣则表示,价格问题只是表象,观念问题和感情问题才是问题真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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