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香港2009年实施限塑条例，第一阶段首先覆盖单间营业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店铺，或者店铺超过5家的连锁店，对难管理的第三方营业的商场专卖店，不做要求。台湾地区2002年的限塑政策，一开始也把农贸市场排除在外。
“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或者一些鼓励性的措施，促进民间和消费零售业者自己去寻求强制执行以外的减塑方法。”杨维和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法规长期处于无效状态，也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集中的重点部门，取得更好的成果。
谁来执法更有力
目前，我国的“限塑令”采用有偿使用制度，是将原来的塑料袋隐形收入显性化，令消费者感受到没有免费的塑料袋，从而减少塑料袋使用量。
这种方式并不被与会的专家们看好。
董金狮认为，采取经济刺激的方式，只是在短期内“限塑”成效显著，时间一长，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就像汽油涨价，人们虽有怨言，但结果是依然接受”，不能充分认识“限塑令”的环保目的。
杨维和介绍说，在爱尔兰等国家，政府通过向塑料袋生产企业征收高额环境税来抑制塑料袋使用行为。与爱尔兰相比，我们只需支付塑料袋成本，而不需要对塑料袋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
“另一方面，我国负责塑料袋收费的主体是商品零售商，政府只起监管作用，在目前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零售商自然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如果收费影响他的生意，他当然不收费。”杨维和说，在爱尔兰，生产塑料袋要缴纳的环境税是由政府税务部门征收的，这样的可执行率很高。
据了解，我国“限塑令”也要求财政税务部门尽快研究制定抑制废塑料的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塑料袋的生产和使用。
杨维和建议，有关部门应改变塑料袋收费形式，将有偿使用变更为征收高额环境税，将税收收入专门用于环保项目，在减少塑料袋使用量的同时，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以及对“限塑令”的认可度。
“同时，变更收费主体，税务部门可利用已经建好的税务系统，投入适当配套资源，就可以保证这项税收的征稽。”杨维和说。(本报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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