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自己的办公地址选择在了繁华的北京。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机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的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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