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主管NGO怒揭全国工业园区的“七宗罪”

　　污染企业还有一招，以试生产做挡箭牌。按规定，企业在最多一年的试生产阶段，防污措施可不验收。一些企业生产了七八年，却一直处在试生产阶段。马勇揶揄这样的企业“试生产的设备都老化了”。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叶正芳直言目前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相当部分是“过水厂”。工业园区产品种类多，排放污水不均衡，水质、水量变化很大，而污水处理工艺大多采用活性污泥法加上混凝沉淀或过滤，“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可能具备处理复杂化工污水的能力”。

　　环境咨询公司ERM中国区总裁谢辉发现，工业园区挂羊头卖狗肉是常见现象，“说是电子工业园，其实化工、重金属都进来”。据他了解，不少工业园区在工业污水中混入生活污水，“处理谈不上，稀释后至少浓度降低了”。

　　“过水厂”排放却能达标，江苏省连云港市响水县一位环保执法人士道出其中奥秘：污水排放指标有几十项，但真正被严格执行的，不过COD、氨氮等三四项，由于只能做常规处理，“最后可能也就COD能达标”。

　　“现阶段国家的环保要求就是这样。”上述人士表示，再加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业交排污罚款远比处理废物合算。马勇了解到，不少企业在做年度预算时，甚至早已把排污罚款纳入其中，有些甚至扬言要把一年的罚款都提前交了，“这相当于罚款换排污权，违法变合法”。

　　2006年7月16日，湖北宜昌市一个人工涵洞不停地“吐”着墨汁般的化工污水直扑长江。

　　“废物最小化俱乐部”

　　谢辉和马勇有个共识：行政的力量掣肘过于强大。

　　马勇感慨环保执法不力之时，常劝污染受害者们尽量不要起诉。“案子往往三五年也不能了结，即便结案败诉的可能性也很大”。更要命的是，一旦司法介入，行政力量则撒手不管，受害者可能两头无靠，案件多以调解告终，“这是在行政力量之外，为环境维权寻找缝隙”。

　　作为外资背景的环境咨询公司，谢晖和ERM的客户大多来自世界500强，却鲜有地方政府和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站一般都属于地方政府，很敏感，我们无法介入。”谢辉说。

　　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更是坦承，现在环境问题不断陷入应急状态，其根源在于体制，当一套体制的每个环节都有问题时，如何指望最末端的污水处理厂和除尘装备力挽狂澜？

　　不久前，乔琦回访天津泰达工业园，一个细节吸引了她。泰达是中国最早获批的三家生态工业园之一，这个园区成立了“废物最小化俱乐部”，试着把A公司的废物变成B公司的原料。

　　一开始，企业家们兴致不高。但管委会主任很积极，常往俱乐部跑。几番下来，企业老板们也发现了不少商机，先是建立了园区内部的废物交换网站，随后又把废物卖到了国外。

　　丹麦卡伦堡是这一模式的成功代表，早期是由当地几家发电厂、炼油厂为了应对淡水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危机，自发形成废水、废气交换共生体。这种交换在1989年被学术界发现并命名。

　　这是生态工业园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中国获批的生态工业园区总计54个，不足全部工业园区的1％。被称为“第三代”、代表工业园区理想模式的生态工业园，其准入的基本条件中，有“过去三年内没有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和环境破坏事件”、“达标排放”等。

　　叶正芳有些不解，“这不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基本要求吗？”

　　乔琦刚刚参加完国家“典型工业园区环境风险评估与环境监管技术研究”项目评审，可能将开始改变中国工业园环境风险估计严重不足、缺本底调查和基本数据的残酷现实。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中国。”乔琦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