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卫生标准新国标实施 与欧盟最严标准持平

　　事实上，《办法》所规定的价格形成机制至今也没有理顺，也就是说，《办法》一方面断绝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另一方面，在各方制约之下，水价也根本就没有能够跟上填补投资缺口，造成了目前水务投资巨大的漏洞。也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供水“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局面。

　　二问 想提高水质 就得靠涨价？

　　记者：一个观点认为，只要自来水价格涨到位，供水行业目前的窘境就能缓解。您认为水价有没有必要涨？涨价能不能解决供水行业目前的问题？

　　傅涛：供水是政府提供给老百姓的公共服务，但供水不是普遍公共服务，所以国际上叫“受益者支付”原则。公众应该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主要体现在水价上。现在看，多数城市的水价确实偏低，有一定的涨价必要和空间。

　　但是，目前各方都过分寄希望于水价，甚至成为财政推脱责任的一种方式。供水全成本在1998年随着《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从政府责任中进入了水价，各种引水工程的费用在2004年随着《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从政府责任中进入了水价，水资源总量稀缺而产生的水资源费也全面进入水价。

　　为什么老百姓对水价上涨会有这么大的非议？根本原因是政府投资责任缺失，因此简单求助于水价，将造成社会与供水企业矛盾加剧。

　　另外，各地自来水资产的简单变卖，更是雪上加霜财政不仅不投资了，地方政府还在变卖水务资产，以填补城市发展的其他资金缺口。这不仅是政府投资的缺位，更是对供水服务的不负责任。

　　记者：政府在供水中的公共服务责任如何体现？相应的，哪些投资应该由财政负担，而不是简单进入水价？

　　傅涛：政府在供水中尽到的公共服务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通过监管实现对供水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的约束，通过适当的投资补助来调节总体服务价格，同时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助，让所有人享有同样质量的供水服务。

　　但目前的情况是，水价监管缺乏科学性和公开性，水质监管存在体制性缺位，服务监管也有待加强。

　　由于水环境恶化，原水的合格率不容乐观，而原水污染的环境代价由城市供水行业负担。因此，水源治理、战略性调水等工程投资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来补偿，不应该完全进入末端价格。

　　另外，一户一表及配套管网的改造都是服务于政府社会目标的投资，不简单适用于受益者支付的原则。因此，建议政府财政专项列支，集中完成水表改造和管网更新投资，降低水价总体压力，让公众支付的水价集中覆盖运营服务成本。

　　政府城市供水的公共服务责任，除了这些沉淀性设施的投资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以实现供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在提高价格的同时，必须考虑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补贴，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三问 促标准落实 政府该干啥？

　　记者：政府责任的迷失、定位不清，对已经实施的生活饮用水新标准，有哪些影响？

　　傅涛：《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7月1日全面实施。最让人担忧的是水质的安全性威胁。因为标准落到实处，难的不仅仅是工艺技术问题，还有设施改造的投资问题，有了投资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其后，供水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如果这些成本完全进入价格，水价上涨压力也会增大。

　　另外，提高水质检测能力和监管水平与改造供水设施同样重要，也是施行新水质标准必须同步完成的重要任务。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供水企业的水质检测能力欠账太大，且行业管理缺位严重，供水检测基本是供水企业自检自报。因此不难理解，各供水企业在资金紧张的背景下，首先砍掉的是检测成本。

　　更为严峻的形势是，部分自来水公司可能经济上无以为继，从而降低服务质量，最终损害的是公众的利益。同时，城市供水失去外部输血的情况下，设施能力可能发展不足，难以应对高速的城市化，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记者：在厘清定位和职责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供水行业，从而改善水质，您认为还有哪些努力的方向？

　　傅涛：要想获得真正健康安全的供水，目前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首先，供水服务的公司经营模式国际通行，且行之有效，但是这不意味免除政府责任。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供水服务的公共品属性，明确政府在供水服务中的必然责任，地方政府是供水服务当仁不让的第一责任人。

　　其次，推进供水资产与运营服务的分离，让供水设施投资在财政列支中重新开户，就像把保障性再次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开户一样，如果价格不能覆盖成本，政府财政必须出手充分保证基本供水服务的投资要求。

　　同时，坚决继续在供水运营服务环节引入市场机制以约束供水服务成本，切忌非此即彼，避免一旦强调政府责任和政府投资就施行政府垄断经营，应让市场机制充分应用于运营服务环节，不断提高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