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多哈会议料难提振全球碳市场
28日,为期两周的多哈会议继续进行。然而《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在2012年底执行期满,作为该承诺期最后一次缔约方大会,至28日晚记者截稿时,多哈会议尚未围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达成全面共识。
在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中,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称,在2012年推进议定书工作组的谈判过程中,小岛屿国家联盟坚持强调第二承诺期执行期为5年(截至2017年),而非欧盟提出的8年(截至2020年),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致使国际社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预期也增加了一些变数,包括法律约束的第二承诺期、临时适用方案、各国的政治承诺等方面。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在多哈会议开幕日上呼吁,《京都议定书》仍然是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石。通过一个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可批准的议定书修正案是多哈会议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洪波也告诉记者,美国不仅早在10年前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且相对于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如今经济议题已经排在气候议题之前;作为CDM项目最大需求方的欧盟尚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再加上欧盟要求其他发达国家做出“可比的努力”,自己才愿意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因此不愿承担更多减排义务。
钱国强告诉记者,2008年至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先后四次召开,由于发达国家不愿意作出强有力的碳减排承诺,以及无法将这些承诺落实到国内法体系,因此历次会议对提振全球碳市场信心的作用有限。
展望“淘金”国内碳市场尚需时日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介绍道,CDM的主要目的是让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削减目标,允许它们购买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产生的经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量,作为本国的减排指标使用。目前,中国几乎占据了全球CDM已注册项目和已签发减排量的半壁江山。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碳市场版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钱国强指出,中国并没有获得与此相对应的主导国际CDM市场的影响力。中国作为一级市场的卖家将CERs出售给国外的企业、基金、国际机构等,定价权还处于劣势,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较大。
在日前由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主办的碳排放交易研讨会上,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国内碳资产买家和碳金融专家的关注点纷纷从CDM转向国内的碳市场机遇———中国核证减排量即CCER市场。
去年年底,我国确定在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包括天津、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湖北、深圳,鼓励试点省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选择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大胆尝试基于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的碳排放权的交易体制,为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探索经验。
《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段茂盛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允许企业合格的项目在CDM和CCER间进行选择。无论是哪个,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是从哪里产生碳减排的需求。我国只有坚持严格的碳减排标准,才能避免重蹈国际碳市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覆辙。
但陈洪波表示,CDM项目业主企业“淘金”国内碳市场还需假以时日。一方面,形成规模交易的全国碳市场需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初步建立;另一方面,目前的7个试点地区也不可能一下子提出像欧盟那么高的碳减排目标,从而在当地创造足够的市场需求,满足大量涌入市场“淘金”的全国业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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