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煤炭，败也煤炭”，这句话是中国的真实写照：我国依赖煤炭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却牺牲了环境。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比重接近70%，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左右的平均值。这个数字直接造成了如今“难缠”的霾问题。

2013年我国能源消耗构成

去年，约6成的PM2.5由煤炭直接燃烧产生。其中工业过程和民用源是贡献最大的污染源，排放量占比接近60%。而煤炭散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国的煤炭集中利用度低，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煤炭散烧很难统一管理，“散煤”的使用者用着价格低廉，但却污染严重的“烟煤”，且不会装任何环保设施，相当于污染直排。

正因如此，很多专家认为，治理“散煤”燃烧是治霾的着力点。

一、清洁煤的推广

相比散用劣质煤，清洁煤不仅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还能提高煤炭利用效率，节煤率在20%以上。

由此，从上到下纷纷制定洁净煤推广任务，京津冀地区是重点，但现实中，清洁煤推广阻碍重重。

1、多头管理，造成制度性障碍

以河北省为例，该省推广清洁煤已有两年，但却成绩惨淡。河北全省2014年的型煤(洁净型煤，也称型煤，是清洁煤的一种)推广任务为200万吨，实际完成52万吨，仅完成目标任务的四分之一。

一部分人只看结果，将清洁煤推广难的矛头指向农民不配合。这样的分析常见诸报道：农民认为相比型煤，劣质“散煤”性价比更高，不仅便宜，而且燃烧效果更好。

不可否认，农民确有对成本的考虑，但清洁煤接受度低，制度障碍也是“推手”。洁净煤的生产、市场推广、使用、补贴发放等涉及多个部门。多头管理造成两个后果：

一是各部门“打架”，导致清洁煤推广做无用功。比如，环保部门负责推广清洁煤，农业部门负责推广炉具，新型炉具推广不及时或不到位，就会让清洁煤购买者产生“不如散煤好用”的误解。而且两年来推广的一款环保炉，对型煤并不适用，该环保炉的推广，反而增大了型煤推广的难度。

二是不能环环相扣，致使清洁煤生产企业生存艰难。财政局对清洁煤生产企业的补贴，要到年度终了后，才能按照对应程序进行清算。如果这一年清洁煤遇冷、销售不畅，则生产企业生存艰难。

虽然多个部门都参与到霾治理中来，但在多个部门的共同管理下，霾天气反而愈演愈烈。

2、企业难“奉命行事”

上个月，环保部对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散煤”洁净化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在随机抽查10家集中供热企业，7家储煤煤质没有达到非电工业用煤标准。

对供热企业来说，首要考虑的是成本。一方面，如果要严格执行“限煤令”，企业不仅要更新设备;还要高价购买优质煤，且政府未能及时兑现给企业的补贴，导致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劣质煤与优质煤搀着烧。

另一方面，集中检查能够发现问题，但平时地方政府却对违规环境污染现状却视而不见。一来是因为型煤供应能力建设还不足，政府不可能一下子命令禁止劣质煤的销售，二来是，虽然提高了环保部门力度，但实施仍会面临困境，一个供热企业涉及到多头管理，环保部门有牙齿却承担不起环保责任。

二、避重就轻的去煤化

既然清洁煤推广如此艰难，不如认真考虑“去煤化”。国际经验表明，改变整个能源的消费结构是重点。

整体上看，其他国家煤炭消费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从单纯依靠煤炭，到发展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二、从各行业分散用煤、消费量增加，到煤炭集中利用度提高，再到发展替代能源，逐步减量化。三、在减量完成后，发展清洁技术，逐步实现低碳、零碳、负碳的技术升级之路。

因此，对中国来说，煤炭“减量化”和“集中化”利用才是重点。

单就“散煤”来看，比起推广清洁煤，煤改气也更为现实有效。但现实中，火热上马的“煤改气”项目，改造对象却从“散煤”转移到了“大电厂”。比如北京定的目标是，到2017年，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面关停燃煤电厂。

事实上，热电厂“煤改气”项目是地方政府“目标驱动”下的投机行为。由于国家制定了煤炭“减量”目标，压“散煤”难度很大，但压大企业用煤相对容易，于是一些地方制定减排政策“避重就轻”，将宝贵的天然气资源用在可通过煤炭清洁技术有效减排的地方。

清洁煤推广作为暂时性的过渡政策，能够缓解霾问题。但现实中推广却面临阻碍重重。与其纠缠“无效”之事，不如放长眼光，分阶段制定计划，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煤炭的“减量化”和“集中化”利用。

明晟环保凭借几十年的化工经验，以实体工业求发展，以低碳经济、变废为宝为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了高耗能和二次污染问题，使超低排放科技化、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