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不管有无强制约束 低碳革命必须启动

　　举世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终于闭幕，其最终成果《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尽管这避免了大会的完全失败，但外媒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表达了失望甚至激烈反对。但是，尽管协议不具强制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却必须走上低碳革命之路了。

　　在最近20年来蓬勃增长的经济大潮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组合：“中美国”(Chimerica)。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2007年3月5日《洛杉矶时报》上一篇名为《买下中美国》的文章中，弗格森宣称，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属于一个叫“中美国”的国家，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储蓄一个消费，一个出口一个进口，一个提供产品一个提供服务，一个储备外汇一个印制美元。他说：“这是极好的联姻。”当然，这也是一种高碳的联姻。在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面前，这两个国家原有的增长模式都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面前，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高碳生活方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生产过程的去物质化和消费过程的高物质化并存的增长模式，从环境角度看也早已不可持续。

　　走到十字路口的，还有这对经济双胞胎中的另一位。美国式的超前消费的背后，是中国式的凶猛生产，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在最近几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这两台引擎，它们本身也高度相关。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生产过程的去物质化进程同步的，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快速崛起，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化工化。世界市场的主要商品生产活动向中国的转移，给中国带来了走出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也直接推高了中国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与此相适应的，则是中国国内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GDP主义，则不断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把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物质化倾向推向极端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我们发展模式的粗放和低效。作为看得见的政绩，硬件投资建设项目在各级地方政府大受欢迎；作为近乎免费获得的资源使用权，无论是国企还是私营企业，首先关注的都是如何把它们快速变现，很少顾及它们的开发效率和长远发展；由于对电价和水价等的行政控制，价格信号扭曲使能源和资源市场的浪费情形很难根本缓解。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去平衡的经济体，它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及规模罕有其匹。2008年6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在评估中国的生态资源消耗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览。

　　在过去的40多年里(1961年-2003年)，中国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平均每10年增加0.2公顷。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出现生态赤字，即每年需要的生物承载力大于其自身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大部分生态赤字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不断发展的能源需求，迫使中国只能通过以自然资源的形式进口生物承载力来弥补部分生态赤字，到2003年，中国进口的自然资源几乎等于德国全国的生物承载力。这一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加上排放的废弃物，需要两个中国的生物承载力才能满足。

　　在《2008地球生命力报告》里，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已经和美国相同，约为全球生物承载力的21%，人均足迹也已接近全球平均人均生态足迹。

　　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里指出，近30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0%的中国创造了一场经济奇迹，但数量空前的中国工厂毫无顾忌地将废弃物排进江河、将废气排入天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环境噩梦，今天在设计、运输、生产和发电等所有环节，中国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摸索出一条更具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工业文明是一种无比巨大的能量，而它的反作用力也同样巨大，今天，融化的冰川、上涨的海水和变幻莫测的气候已经显现出了这种副作用的威力。如果说美国人过度的消费透支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那么过度资源透支的结果，已经不难想见。将经济体制从高碳的航道驶离的低碳革命，大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