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主席：空气与水将会被商品化

　　中国企业家论坛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2010年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中国企业家论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CEO圆桌会议。上图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主席兼CEO Richard L.Sandor。(梁斌／摄)

　　中国企业家论坛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2010年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中国企业家论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CEO圆桌会议。

　　理查德L-桑德尔：

　　非常感谢张院长刚才的介绍，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是非常荣幸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我看来是我在中国一个心灵家园，我曾经多次到光华管理学院与光华的师生进行交流和演讲，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企业界，中国的企业家，所以对我来讲至关重要。

　　我接下来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财富创造的这些假设，相信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在二战之后一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主要的财富是以制造业的形式创造的，

　　在70年代整个十年中，出现了两次重要的石油危机禁运，以及在中国和俄罗斯出现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欠收，这些使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于是在这十年中应对通货膨胀就是财富创造的重要方式。而在80年代出现了与前叙几者不同的商品化，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商品化，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美国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有垃圾债权融资方式，所谓垃圾债权融资就是银行债券的融资，另外还有资本市场所做的一切，我做的工作在电视台那边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讽刺，还有一个teri的人接受了TNT公司，使其不仅是电话公司，这些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也促成了80年代不同的财富创造。90年代的十年形成商品化，这次被商品化的是信息。

　　而在90年代思科在1990年率先上市，从而使得全世界可以获得他所提供的服务器，这点间接导致了信息网络的革命，而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从而促生一系列的产业和企业，包括我们知道的FaceBook、社交网，还有Twitter，很多人想象不到在海地爆发的地震能够在网络上为全世界所知。我希望与大家共享的一个假设是，下一个将要商品化的物质是空气与水。没有什么能够比空气和水更重要，显然这两种东西比铁、铜、小麦所有其他可见的商品都有更大的重要性，如果缺乏了这种清洁的空气和水质，生命就无法存在，在我们拥有70亿人口的地球上，人口在不断地增长，没有什么理由使我们不去努力寻找更为高效配置空气和水的方法。

　　事实上，在许多的国家都看到同一种趋势，就是随着这些国家财富的创造，人们将更多对GDP关注放在环境的问题上，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也看到这种曲线的现象。那么，事实上这点在中国尤其正确的，因为根据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计划提出非常明确的减排目标，比如说造成酸雨的二氧化硫，政府要求2010年相比2005年水平下降10%，对影响水质的化学需氧量要下降10%，对能源消耗密度要消减20%，中国希望能够在十二五计划期间将能源消耗密度再下降40%到45%。

　　其实，要想将空气与水商品化，进行合理的配置，以便对这两种物质的过度使用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命令与控制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基于市场交易，叫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这是采取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环境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应对经济学家指出的外部性问题呢？对于一些无法分割的公共利益品，我们的世界长期以来采取命令与控制的方法，或者是采取税收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明确地告知私营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必须采取如下非常具体的行动来满足我们的监管要求，这些具体的行动非常复杂，也同时非常缺乏灵活性。

　　在1968年，鼎鼎大名的科斯教授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社会成本理论，这个理论中科斯教授提出通过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命令与控制的手段往往能够以更好的效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最终使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中国的学术界对于科斯教授都是非常熟知的，而且科斯非常相信中国的实力，三个星期前我参加以科斯教授名义组织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也是为了庆祝他99岁寿辰，他现在还在工作。

　　事实上，就在去年夏天，张维迎院长和共同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一次研讨会，当时与会者有来自中国75位学术界尤其是企业家的重要领导者参与，主要是受到科斯教授的邀请，希望能够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奇迹，中国的发展奇迹，以便给科斯教授和美国学者建立一个智力的基础，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些年的作为，我非常希望在明年去庆祝科斯教授100寿辰的典礼能够在中国举行，并且能够再次看到去年的老朋友们。

　　其实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为什么我们要拥有一个碳市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许多人对此非常疑惑的，我先描述一下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我们的方法不是硬性告诉工厂应该将排放量减少多少，相反一个国家政府为这个国家制定某种污染物总体排放上限，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美国酸雨计划正是如此，我想随着《京都议定书》全面完成，以及接下来五到十年内中国的参与，相信在中国对更多的排放污染物进行限制。

　　首先，对于这种污染物的上限一定要低于历史上污染物的排放量，在1990年美国向空气中排放的硫的含量达到1800万吨，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要求在比较长的时间将这个排放量缩减到50%，就意味着分阶段，第一阶段减排10%，第二阶段再减排10%。假设，我们的院长负责一个发电厂的生产，他现在被政府给予这样的要求想减低10%的排放，他成功地引入新的技术，比如说从前用煤炭发电，现在改为天然气发电，从而使他可以实现10%减排的目标，甚至是超过10%减排，可以讲其超额的部分出售给其他没有办法实施新技术，或者是转化其燃料，从而无法达到政府要求的减排目标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