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哥本哈根立场”完全可理解

        一位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专家：中国的“哥本哈根立场”完全可理解

        计划内10天加上计划外1天的政治交锋，四五万各国人士的激情参与，全球数千名记者的聚焦……去年12月恐怕是哥本哈根建市以来最风光的时期。

        喧嚣过后，这个全球宜居城市瞬间还原本色，而气候变化也借助哥本哈根大会，走出科学领域，进入大众视野。

        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固然可以影响谈判的进展，但是政治谈判有其自身的逻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瑞索能源中心(UNEP Risoe Centre on Energy)负责人约翰·克里斯滕森(John Christensen)日前在哥本哈根就此次大会作了公开讲座。会后，《第一财经日报》对其作了专访。

        政治声明与现实之间差距几何

        关于哥本哈根大会最后时刻的谈判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很多传闻。作为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有15次缔约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为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内部人士，克里斯滕森也只能面带遗憾地说，他也不知道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种谈判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就是在那个颇显神秘的时刻，出炉了哥本哈根协议，从而结束了各方的争论。协议一经公布，立刻招来众多评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评价积极，而有些国家认为这样做“不民主”，他们不愿看到少数几个国家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再让其他国家决定签署与否。

        在克里斯滕森看来，哥本哈根协议就像个“滑稽的动物”。他从协议中的要点出发，来分析政治声明与现实的差距：

        首先，该协议将全球气温升高目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之前曾有很多国家谈论过这个数据，但协议真正将之确定了下来。但如果要达成这一目标，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所以，克里斯滕森说，这“看上去很有意义，但根本无法实现”。

        其次，协议建议《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行动应接受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机制，这是一项新内容。问题在于，这种监督没有法律保障，所以发达国家可以规避。至于发展中国家，协议建议其采取国家减缓行动。这一点上，关键得看发展中大国的行动。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不易转化成减排量进行测算，但克里斯滕森说：“他们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要求的范围内行动的，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为。”而且，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显示出诚意，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难有进一步的作为。

        第三，发达国家在未来3年内提供300亿美元，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启动资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另外，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笔钱只能满足最低需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到位。

        最后，在组织机构方面，将成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Copenhagen Green Climate Fund)及负责技术转让的机构。但相关的运作机制至今没有确定。所以，克里斯滕森认为，协议并非一个决定，只是表明与会国家愿意支持协议的内容。

        外界期望值过高

        克里斯滕森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即便在去年11月的巴塞罗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哥本哈根大会前各国之间的最后一轮正式磋商)上，也没人相信在哥本哈根会达成什么协议。但由于舆论的压力，人们的期望值在11、12月间被极大地提升起来。而且，全球100多位国家领导人齐聚哥本哈根，所以外界认为一定“得发生什么事”。

        他提到，自己曾参加过15次UNFCCC缔约方大会，此前见过参加人数最多的是2005年前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会，约有1.1万人参加。而哥本哈根大会有四五万人参与，对此，他并不赞赏：“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一事件，人们有种感觉，就是参加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事情，仅此而已。”因此，“人们的期望打乱了谈判人员所遵循的进程和步调”。

        而就联合国方面来说，它对这次大会设定的最理想目标是达成法律协议，但“这个目标太高了”，因为有些国家会提出很苛刻的附加条件作为其赞成法律协议的前提。比如，在2003年的莫斯科气候变化大会上，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甚至包括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克里斯滕森说，如果联合国当初考虑一个有政治约束力的第二目标，将更有利于推动谈判进程，而现在的结果是，协议不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就连政治约束也显得十分松散。另外，联合国没有显示出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控制谈判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