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应排斥高碳产业

        充满童话的哥本哈根将地球环境问题现实而又残酷地摆放在人类面前，并且以更加现实而又残酷的结局留待世人唏嘘。

        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像一场核子风暴似的影响了中国人，在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过后，大家似乎看到了比经济发展瓶颈更为可怕的事情：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堪重负。

        情况有多糟？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酷爱登山，曾经因为看了《乞力马扎罗的雪》而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让他失望的是，并没有雪。看不到雪损失并不大，但据媒体报道，去年辽宁西部从6月下旬至8月下旬出现持续2个多月的高温少雨天气，60年不遇特大旱灾让辽宁3000多万亩农田受旱，其中500多万亩干枯绝收，受灾人口300多万人。

        低碳与经济原本水火不相容，但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合二为一，如何做到既低碳又经济，这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一道难题。

        低碳是相对的

        “我觉得低碳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其实大家都在谈低碳经济，但到现在为止，低碳经济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但方向大家都理解得八九不离十。

        作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参与制定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吕学都近年来参与了大大小小很多次的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前几个月，他对这次会议曾抱有信心，不过，就在会议的前几天，他却调低了期望值。

        会议正如预料的那样，谈判非常艰难，而且争论非常激烈，但结果的确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让各国有了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场。

        “我们不会去接受绝对低碳的。”吕学都告诉记者，他想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们讲一个指标体系，比如按照单位GDP所需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即（折算）碳排放量，如果没有一种相对的概念，就很容易导致国家间的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甚至会形成贸易问题。那就事与愿违了。

        他认为，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指标来评判低碳，在不同的阶段评价的指标不一样。他举例，比如广东的低碳指标和山西的低碳指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最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指标，它应该让这个区域的企业或国家等向着越来越低的碳排放量发展，同时它的经济还能取得相同的发展甚至更多的发展。”

        “上帝不给我水电资源，只给我煤炭资源怎么办？”吕学都告诉记者，低碳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相关的，和国家的资源贫富是相关的，甚至跟每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

        他说，比如我们国家资源是以煤炭为主，而巴西以水电为主，达到百分之九十几，那我国这个能源百分之七十几是煤炭，水电不排放二氧化碳，而煤炭不排放不行，如果让我国和巴西实施同样的低碳指标，那是绝对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