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不焚烧还能怎么做？

　　近年来，台湾的医学科研机构针对其垃圾焚烧厂也做过多次调查，结果是垃圾焚烧厂职工体内的二英浓度确实普遍较高。由于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90%多都被截留在灰尘中，清理灰烬的职工体内的二英浓度就更高。但这些职工的身体状况并无显著变化。

　　今年夏天，第39届国际二英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据王维平介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恐慌，这次大会未允许媒体采访。他得到的信息是：二英在环境中的迁移(从气态到固态到液态)，以及进入人体的伤害机理，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都还没有搞清楚。

　　据二英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郑明辉介绍，二英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食物链，而非空气。确实，世界上的二英事件都是源自食物含有高浓度二英。“所以，这一地区所产的食物不要食用，尤其是鱼类、奶类。”聂永丰说。

　　垃圾焚烧在启炉和停炉过程中，由于温度进入二英产生区段(320摄氏度~820摄氏度)，难免会产生二英，所以要从时间上尽可能缩短这一温度区段。而在这个区段之外，二英的产生量极微，即便如此，也会由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来控制。“二英不是不产生，也不是不能控制。”王维平说。

　　而另一方面，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生活在垃圾焚烧厂周边必然会患有疾病。“生活在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人群并不比其他人多吸收多少二英。”聂永丰说。

　　人们出于对二英的恐惧而反对在居住地建设垃圾发电厂，这是个全球性问题。在美国，一般会通过给予垃圾发电厂周边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来安抚当地民众，比如免费给周边民众供电、供暖。

　　由于垃圾焚烧是产生二英的主要途径，如果控制得好，垃圾焚烧可以维持在国家乃至欧盟标准之内；如果控制不好，则可能产生大剂量的二英。因此，对垃圾焚烧厂的监控与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

　　焚烧不可能消灭垃圾

　　前不久，国际知名的化学科学杂志《Chemosphere》发表了论文，题目为《中国市政固体废物焚烧厂的二英/呋喃排放》。作者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在我国极度缺乏二英数据的情况下，这份调查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中国50多个大中城市有大约100家垃圾发电厂。而在调查的19个样本中，16个样本的二英排放达到国家环保部目前的标准，即不超过1.0；只有6个样本达到西方普遍采用的欧盟排放标准，即0.1。较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市政垃圾焚烧厂都能达到欧盟标准，中国的市政垃圾焚烧排放控制还有较大差距。

　　“最近五六年，垃圾焚烧发电厂大都达到标准了，除了那些国产的火炉、土炉之外。”聂永丰很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惧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对遍地皆是、危害无穷的土炉垃圾焚烧无动于衷。就在民众群情激昂的番禺，现在仍有5座垃圾焚烧土炉在使用，它们产生的有毒物质比起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多得多。

　　据聂永丰介绍，广东南海就是一个垃圾处理方式演变的典型，从最初的垃圾随意堆埋，到村村镇镇小土炉，再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发电厂。“南海做得很好，他们的垃圾发电厂就建在大学城旁边。”聂永丰说。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也比较顺畅。

　　但是，垃圾焚烧即便在技术上可控，在实践过程中，对于高水平管理的依赖也让人难以放心。“有时候我也不放心，地方政府也不是真正都听专家的。”聂永丰说。对于民众的担忧，他表示理解。

　　我们多产出了多少垃圾

　　中国的大都市不少都面临垃圾围城。北京现在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正在超负荷运行，据称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上海、广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其实，“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3年，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花费了23亿人民币。

　　而眼下情况更为糟糕。据一项最新统计，中国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垃圾生产有1.6亿吨，这些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

　　王维平随手拿起一个垃圾筐：“你看看，这里面有多少垃圾是包装物？”在那个垃圾筐内，除了几张废纸外，几乎全是包装物。

　　“城市垃圾按照体积单位来衡量，77%都是包装物。”王维平说，在国内，一个月饼的包装就有八层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装”，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将减少12%~17%。

　　但我国并没有《包装法》。200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才明确了限制包装，但仍未作出具体规定。唯一的实际成果是由发改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的“限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