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不焚烧还能怎么做？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垃圾产生量与这个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东京从1989年以来，已经连续19年实现垃圾负增长。欧洲的垃圾总量也是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减量已成为垃圾处理的第一要务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比如净菜进城，如果每天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而这些废料还得作为垃圾拉出去，往返无效运输。食品安全也无法保障。”王维平说，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还在城内建设农贸市场。

　　北京大小餐馆有2.3万多家，每天产生2000多吨餐厨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饭导致的无端浪费。“单单是净菜进城和不许剩饭，北京城的垃圾总量就会减少22%。”王维平说。在日本，超市里买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垃圾进行计袋收费，餐馆都会尽量减少餐厨垃圾。

　　“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与其花费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中策是产生垃圾后尽可能转化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王维平说。

　　有人建议，在垃圾的资源转化和分类中，遍布全国各地的拾荒者可加利用。目前，全国共有230万人在各大城市拾荒，北京就有17万人。在北京城的四环外，存在着100多个自发形成的废旧物资交易市场。

　　这些拾荒者分工很细，每个垃圾桶都有人包干。如果你在网上发布了要丢弃废旧物品的信息，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收上来、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文安，金属运到霸州，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

　　北京的拾荒者每年都要捡走一座景山大小的垃圾山，如果按照现在每吨垃圾272元的处理费来计算，价值相当可观。另一方面，拾荒者也促进了地方经济，例如河北文安，财政收入的93%来自再生塑料制造。

　　“北京市某环卫企业曾经花千万美元购置过一种废旧塑料分选机，能把塑料分出十几种类型。但是拾荒者用手一摸，就能把塑料分出上百种类型来。分得越细，价钱越高。”王维平说。

　　但是无序而初级的拾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非常严重，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北京一年丢失3万多污水井盖，都是这一批人干的。”王维平说。而据公安部门数据，北京市72%的刑事罪案也与这批人有关。“破烂王”能否成为垃圾分类减量的主力军，尚需规范。

　　垃圾减量与分类存在多头管理

　　在这次垃圾焚烧处理大争论中，“反烧派”的著名代表赵章元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综合处理”的垃圾处理方向。但是，“资源化利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全世界也没有完整成熟、工业化的综合性处理系统，有的都只是阶段性成果。”王维平说。

　　例如，高温高压水解技术，垃圾在9.5公斤大气压、180摄氏度高温下持续高压湿解4个小时，就可以解决臭味问题，出来的垃圾是巧克力味，而且消毒彻底。“但是，这个技术靠烧煤不行，这每天数千吨的垃圾得烧多少煤炭啊？”王维平说。

　　据王维平介绍，备受赵章元推崇的某垃圾资源化处理示范基地，却存在着造假之嫌。“我去调查过，他们的肥料是造假出来的，其实是把别人的肥料买回来拆开放在传送带上，做给大家看。”王维平说，虽然这处垃圾资源化处理示范基地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它并未提供一个成熟完整的技术体系。比如，2008年底，该基地还是靠烧煤制造高温高压热解，运行成本无法承受。

　　“综合性处理目前国家没有标准，怎么立项，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和监理？一旦失败，追究的可是决策者的刑事责任。”王维平说。《焦点访谈》曾经报道过一个这方面的事件，合肥某地从美国花费6亿多元引进了一套综合处理设备，但没有成功，处理了一批人。

　　“相反，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技术拥有国家标准，也拥有国际标准，是十分成熟的技术体系。”这是王维平之所以支持垃圾焚烧的原因。“填埋和焚烧，这是垃圾处理绕不过去的两个环节。”

　　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做好垃圾的“减量化”与分类的情况下，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否应持谨慎态度？“垃圾分类分属若干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由商务部门负责，而我们只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王维平说。

　　或许，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市政环保部门只能在末端处理着力。而垃圾围城的压力，又使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显得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