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74个CDM项目面临“特别审查”

        “方法学”困境

        按照申请的一般程序，需要先通过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准，然后再向联合国申报，需要专业的陈述文件等，由于申报手续复杂，通常业主会让专业的CDM咨询机构代为申请。

        “由于开始对CDM项目了解不够，有些项目没有选好咨询公司，项目设计文件的编写质量严重影响了CDM项目的审批通过，导致有些项目错过了最佳申报时间。”冯学佩在总结公司CDM项目时表示。

        在项目开发阶段，主要风险是方法学可能被拒绝，一个好的CDM项目必须要有方法学方可被批准。

        为了确保CDM项目能带来长期的、实际可测量的、额外的减排量，EB在审查过程中采用CDM项目方法学，以项目为基础，主要陈述决定项目减排量的审批程序，包括方法学的适用标准、基准线、核算方法、监测要求等。

        企业如果不了解其中过程和要求，就会无从下手，目前现有的CDM方法学大概有120多种，其中52种提交世界银行审批(包括世行赞助的在内)。

        但是，开发出的方法学是一个公共品，一旦一种方法学得到认可，其他任何项目开发商可以随意使用。因此，首创方法学的动力是缺乏的。

        从世界银行的经验来看，开发一个方法学大概需要12.5万美元，从开始到通过审批历经两年时间。开发具有一定广度、并能在相当范围得到应用的方法学的激励越来越少，创新的动力也越来越弱。

        例如，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是中国开展CDM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学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中国在该领域的项目开发。

        清华大学气候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估计，从国内开发到国际批准注册CDM项目所需的前期费用，平均每个项目约80万元人民币，一旦无法获准，则意味着财务上的风险。

        市场即将枯竭？

        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减排协定，发达国家的购买承诺到2012年，欧盟无法继续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减排买单，尤其是美国不签署CDM项目，CDM可能面临枯竭，同时全球碳交易市场将遭受重创。

        《京都议定书》规定，2008至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排放量要在1996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委员吕学都介绍，这些排放温室气体的机构如果在本国国内去减，那么它的成本可能是相当高的，而如果它通过这个机制在发展中国家来减，那么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大约是它在国内减排成本的1/10。

        在这一机制下，受到二氧化碳减排额度约束的发达国家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或资金投入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合作，从而获得该项目所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额。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至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500亿欧元。

        目前，欧盟是CDM机制最大的驱动力量，但是在2012年到2020年之间，欧盟将大幅削减在排放交易体系内所使用的CDM额度，所以美国等国家是否也加入CDM排放交易成为关键。

        由于CDM建立在减排交易基础之上，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而发达国家的购买承诺到2012年，那么CDM机制将在随后几年可能失效。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所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描述未来CDM项目将面临的困境，就是“没买家、低价格”。

        “现在CDM项目这么火爆，是因为很多人相信，以后会出现类似《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协议，保证这一机制能够运转下去。”该人士表示。

        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很多发达国家代表经常在不同的会议场合提出：用“行业方法”作为发达国家内部减排和量化的指标，来规范、替代CDM。

        “CDM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唯一成功有效的双赢减排机制，‘行业方法’可以作为发达国家内部减排的重要量化途径，但不能用来设定全球统一的行业排放或技术标准，用‘行业方法’取代CDM是轻率的做法。”曾少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