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项目在联合国受阻 碳交易资格被否

        在CDM执行理事会看来，倘若中国的风电电价提高，其风电项目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更多，应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并不需要CDM的帮助。

        实际上，随着中国风电CDM申请项目数量的增多，执行理事会发现中国一些省份的风电电价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该理事会前任负责人Lex de Jonge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出这种疑惑：不知道中国是为了套取CDM补贴而特意调低电价，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

        针对执行理事会的指控，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在其网站回应说，中国政府依据风电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电网承受能力来确定风电电价，其定价过程完全与CDM无关。

        中国政府部门的回应，并未得到执行理事会的认可。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钢对该理事会的态度表示难以理解。

        在何钢看来，政府调控电价并不在风电企业的控制范围之内，现有的“额外性”判定工具，也难以反映规模迅速扩张和管制环境变化的中国风电市场。

        “中国政府承认，CDM对风力发电企业克服资金和技术障碍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这个激励，和去操控完全是两码事。就好比说，抢银行的冲动和抢银行的行为并不是一个概念。”他说。

        根据何钢及其同事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2009年中国风电项目的总投资高达1300亿元，而中国风电行业从CDM拿到的资金总计仅为10亿元。

        “为了10亿元存在风险的资金，而放弃对于行业发展的主动权，芝麻和西瓜孰大孰小不言自明。为了迎合CDM而调整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多少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味道。”何钢对说。

        “烫手”的山芋

        中国风电CDM项目受阻，其影响可能扩散至整个CDM乃至国际碳市场。

        “很多原本看好CDM及风电的投资者，可能因为CDM的风险增加而减少投资或者不投资，这对于CDM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是一种损害。”何钢对本刊记者说。

        分析人士还表示，假如一个国家因害怕失去“额外性”、无法获得CDM资金支持，而不愿意出台积极的减排政策，这恰恰有悖于整个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的初衷。

        IETA首席执行官亨利?德温特(Henry Derwent)说，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让项目参与方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况，“有谁能提前预知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政策变化？”

        不可否认，CDM在帮助实现全球减排资金和部分清洁能源技术的转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颗伟大的种子，在实际应用中却成长为一个‘烫手’的山芋。”长期研究气候变化政策的何钢坦言。

        世界银行环境主任沃伦?埃文斯(Warren Evans)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期间也曾对本刊记者说，CDM机制逐渐暴露出滞后不足的一面，有待在未来加以优化。

        除了“额外性”争议，CDM目前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体系过于复杂、审批过程繁琐而不够透明、项目地区分布不均等诸多问题。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未能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为CDM的发展带来了阴影。《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就将结束，如果不能及时就2020年之前的国际行动达成一致，投资者的信心将受到极大影响。

        世界银行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布的《碳金融十年经验：碳市场的发展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就指出，目前已有许多买家对前景深表悲观，退出了碳交易市场。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给中国风电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中国风电电价政策在过去几年一直处在相对混乱的阶段，各种不同的定价方式并行存在，中国政府也需要自我反省，以避免未来遭遇同样的困境。” 全球风能理事会政策主任乔黎明说。

        何钢则认为，短期内最重要的是增强政府定价机制的透明度，重建真实可信的衡量标准，因为这样的努力可以减少额外性的争议，对增强CDM的可信度也非常有帮助。

        他还建议，未来进行风电投资时，需要将CDM的风险纳入考虑之中，并积极拓展其他政策支持和资金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