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之父”杨兴平：缔造下一个苹果神话

　　十多年前，“技术至上”的杨兴平觉得，最大的成就是做出一个很牛的技术：他曾带着团队开发出当时最先进的数字成像技术——佳能数码相机一代的核心软件，最早想到在无线平台上融合3C技术，最早开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然而，这些无数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或是商业环境不成熟而不得不转卖他人，或是束之高阁，若干年后被别人抢了先机。

　　残酷的创业经历，教会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一个道理——技术必须融合商业模式，才有生命力。纯粹的商业利益，还满足不了知识分子的情怀。他修正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做出一个产品，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这也是乔布斯的理想。

　　2001年推出的智能手机多普达，体现了杨兴平对技术与商业的重新理解：操作系统是微软的、核心处理芯片来自英特尔、设计加工依靠台湾宏达、生产牌照来自CEC(中国电子集团)。3年后，不拥有任何核心技术的多普达逐步实现盈利，甚至成为高端商务人士的一种身份象征。

　　当时，国内一位著名的“手机狂人”专门跑到上海来找他。他急切地问杨兴平，“你做多普达品牌花了多少钱。”“我让他猜了3次。他说10亿，我说你再猜，他说5亿。”让对方大吃一惊的是，总投资不到1个亿，最大的投入是2000万——借势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做广告。那正是中国手机制造业由兴转衰的时候，砸上十多个亿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不久后，杨兴平原本寄托在多普达上再造苹果传奇的梦想，也不了了之。

　　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乔布斯的狠，是仁厚温和的杨兴平永远学不来的。

　　2001年回国筹办多普达时，杨兴平通过别人介绍，结识了“台湾芯片小巨人”王雪红。彼时，这位台湾首富王永庆最出色的女儿正为如何进入大陆市场而犯难。一个需要顺畅的通路，一个需要产业方面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王雪红以个人名义投资，控股了多普达。

　　这为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2006年，当王雪红旗下另一家公司宏达不再满足于为多普达设计加工、要求通过吃进多普达的方式进军大陆市场时，遭到杨兴平当然的反对。双方在董事会上激烈争执。最后，杨兴平以出局为条件，换取了资方把多普达推向全球市场的微弱许诺。

　　后来，这次并购因消息透露后宏达股价大跌而没有实现，多普达得以保住在国内的品牌。不过，如今的多普达已不行走杨兴平当初规划的蓝图中。

　　杨兴平很不愿意回忆这段不愉快的过往。这次出局让他得到两点教训：一个事关公司股权，一个事关个人的坚持。

　　商场如战场。以冷酷无情著称的乔布斯曾多次“干掉”自己的对手，他欺骗、掠夺过离他最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他的劲敌——比尔盖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赶走了曾经支撑微软技术的核心人物。在商业和政治的历史上，关于野心与权力斗争的故事贯穿始终。

　　“可我觉真得乔布斯不快乐。我和苹果渊源很深，他的员工、身边的人没一个喜欢他，都憎恨他。我想这就是他生病的原因。他还是很强大，很顽强地在抗争。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自己了。”

　　在加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杨兴平开始着迷于中国哲学。他被两千年前老庄的哲学所吸引。他相信，如果学习和顺应自然和宇宙的“道”，就能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到达人生满足感最高的境地——天地人合一。连新公司名——“自然道”也充满道家风范，它源自老子《道德经》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理财手机软、硬件研发设计的两年间，他成为一个苛刻的“把关人”，专注每一个魔鬼的细节，不断地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力求简洁、美观、好用，从形到魂尽可能完美。

　　是的，苹果的成功几乎全部取决于乔布斯这个疯狂而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杨兴平永远不会向员工咆哮，朝他们大喊“下地狱去”或者“你们这群白痴”。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走到同样的终点：给他们讲道理，送他们每人一本他的朋友、一位待在苹果很多年的研究者的书。该书开宗明义——“首要的是一个人类学家”。

　　与杨兴平打过交道的人，都体会过他推销自己想法的那种力量，柔和、没有侵略性，洋溢着孜孜不倦的热情与韧劲。正是凭着这种力量，他为TCL手机实现了战略转型——2009年空降到这家国有地方企业后，他一个个找中高层干部“深度地沟通”，推行自己的“3G+4C”融合理念。

　　杨兴平总结说，自己常常跌倒是因为过于理想主义。“我如今追求做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并非不谙中国国情的海归：事实上，他非常注重与各级政府官员的沟通，总是首先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

　　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每到这时，他觉得自己的修为还不够。刚回国时，他曾在内地为一个手续问题与某个有意刁难的政府部门对峙了很久。“人家都劝我，我就是不屈服。最后(他)向我们道歉了。”

　　2009年传出杨兴平炮轰移动运营商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新闻。“大家以为我是吃豹子胆，自寻死路。但我相信我的话，那些中高层管理者都觉得有道理。”

　　他超负荷地运转着，一天12个小时，睡觉时也常常在考虑工作。他把一年的空暇攒成4个长假回美国陪家人。2006年出走多普达时，是他与家人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时候，全家一起到欧洲旅行了两个月。

　　16岁的女儿即将上大学，他报得出她心中向往的十来所大学的名单，并为她过重的学业负担而忧心。回国创业的头几年，小姑娘常常因为爸爸不在家发脾气。

　　“她现在大了，有自己的朋友和圈子，也不太在乎我在不在身边了。”他很失落。

　　他随时随地都能倒头入睡，他记不得自己有过焦虑的时候，“只要像老子那样抛开名和利这两样东西，我相信，人就不会焦虑。”

　　在梦里，49岁的杨兴平有自己的恐惧——常常梦见自己在考试，成绩揭晓，他只得到了30分，每每吓出一身冷汗。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在加州大学期间，这个很厉害的中国学生曾拿过30分。他依然拿的是最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