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低碳议程策谋“北京共识”

        国际胸怀的中国实践

        此次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合作会议，相关各方的立场与诉求能否找到共同交汇点，一样为世界所期待；能否取得成果的又一关键要素，是各方能否摒弃在前两次会议上坚持的己见，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的议题。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容不得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现在就必须行动，不作为的明天代价将会大大超出今天行动的代价。从另一方面说，应对气候变化，走低碳之路的探索，将告诉人们未来增长模式的答案。多年来，讨论气候变化的核心是代价，但鲜有看到转型为低碳社会可挖掘的潜在的经济利益。

        接受本刊采访的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强调，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需要新的思维。国际社会有两个重要的规制来约束谈判事件：第一，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二，WTO规定：市场经济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经济体制。谈判之前，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目标，但必须经过谈判协商，达成共识，不存在一方独霸的话语权。

        李俊峰指出，“我们在提倡打造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时，要用一种国际的语言、国际的思维。国际交往中，必须先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所以，在他看来，国际交往、国际谈判中，应当少提“中国影响”、“中国方案”、“中国价格”这一类的字眼，尽量“去中国化”，国际语言的运用要注重“平等”、“相互尊重”、“协调”、“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

        “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促进共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李俊峰认为，这次由中国智库举办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就是一次用国际思维讨论国际议题的新实践。

        谋划中国新能源发展路径

        根据国家的安排，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在“十二五”期间会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比例。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制订的目标是，到2010年新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比10%；到2020年达到15%。

        李俊峰认为，目前看来要实现这些目标比较困难，“2009年是经济恢复调整的一年，在‘保八’的条件下，包括能源行业在内各行业都在开足马力加快发展，煤炭的消耗就增加了2.5亿吨。在这种条件下，要增加新能源的比例，不仅是绝对量的增长，还有相对量的增长，这个目标要实现是很困难的。”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建坤也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但相当长时间内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量仍会继续增长。

        从2005到2008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近60%，占一次能源比重由7%上升到8.9%，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同期煤炭消费量仍增长了26%。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仍会以较快速度增长，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仍会持续有所上升。

        何建坤指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需比“十一五”期间付出更大的努力。不仅今后节能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而且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实现相同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要的节能绝对量也要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量也要增加。

        据何建坤测算，“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附加投入约为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要增大到1.9万亿～3.4万亿元，且其中依靠项目本身收益不能收回投资的资金投入也要由“十一五”期间的20%上升到“十二五”期间的40%。

        “有人说，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只要有条件就能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即使有条件也会很艰难。”在李俊峰看来，要实现“十二五”期间规划的12%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又不得不尽力争取，如果‘十二五’期间完不成这一目标，那要完成到2020年达到15%的目标，剩下的时间里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而这些课题的破解路径，也已经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