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气候变化与能源之远见

　　首轮对话后的国内外反应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相比，美中之间的隔阂如今已经缩小，但面临的挑战在增大。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在此次对话中，中美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地位更加平等；中国更加自信，也更加积极主动；对话气氛更加融洽，双方的相互指责少了，寻求共同利益的意愿增强了。

　　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在经济方面，中美双方进行了很好的战略讨论。在经济进一步复苏得到确认之前，应尽可能地维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史蒂文·克莱蒙斯：美国财政部未能在对话中提出更有创造性的借资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美国政府应创造一些投资途径，以使中国的大量外汇能够投资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现实

　　发展曲折 曲折发展

　　战略方面

　　第一，凸显“两面性”。

　　去年对话结束之后，中美关系一度发展平稳，奥巴马还曾称中国“不是威胁”。但今年以来，美国态度骤然生变，并不断制造事端：从巨额对台军售、接见达赖到互联网问题；从“汇率操纵国”到贸易大战等，无不触及中国重大关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如何定性中美关系，不妨引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的一段话，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中国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第二，合作与分歧并行。

　　2009年9月，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和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中国举行。发展清洁能源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最接近、分歧最小的一个领域，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的成立正体现这一点。此外，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可能成为中美能源合作的新的增长点。与上述务实合作形成反差的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分歧严重，这与美国在此次会议上不断做手脚有关。

　　第三，美国核立场转变。

　　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报告》，宣布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承诺不对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第四，对话机制走向未来。

　　首轮对话奠定了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基调，这一机制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美两国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

　　经济方面

　　第一，中国调结构扩内需任重道远；美国赤字外债居高不下。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2010年3月，中国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终止了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放在突出位置。而调结构、扩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但中国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依然任重道远。

　　2009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5%。而在财政方面，2009财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4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9.9%。2010财政年度上半年的美国财政赤字同比下降8%，形势有所好转。据美国财政部估计，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将为1.5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0.6%；2011、2012、2013财政年度美国预算赤字分别为1.27万亿、0.83万亿和0.73万亿美元，分别占当期GDP的8.3%、5.1%和4.2%。高额的财政赤字对应着美国巨大的外债规模。截至今年2月，美国国债规模高达3.8万亿美元。而且，至少在未来2到3年内，这一规模只会继续增加不会缩小。

　　第二，中国QFII逐步发展，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试航遇阻。

　　早在2007年12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宣布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2009年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单家QFII机构申请投资额度的上限由8亿美元增至10亿美元。截至2010年3月31日，已有88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累计批准的QFII投资额度达170.7亿美元。其中，自2009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累计批准的QFII投资额度为20.7亿美元。总体上看，离美方要求、中方承诺的批准300亿美元投资额度还存在较大差距。

　　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金融监管改革议案。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没有通过以上议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受挫。从投票结果看，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没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该议案，这凸显两党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上仍存在深刻分歧。此外，来自制造、零售和服务业的130多家美国大公司正在组织规模庞大的游说团体，对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进程施加压力。而在此之前，受到金融监管改革内容直接影响的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是场外反对的主力。鉴于立法程序的复杂性及反对压力的声势浩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变数多多，难以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