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危机下的出路：“绿色+资本+网络”是重要抓手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他于1965年和1966年先后发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和《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两篇文章，首次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地球容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在此之后，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诞生。受鲍尔丁的启发，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克里·特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术语。1994年9月，德国政府颁布并在1996年10月开始实施《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这是发达国家第一次正式就发展循环经济问题立法。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2003年，英国颁布《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深入，低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青睐，并逐步形成了全球共识。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总结的成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和生存危机之后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并不断改进的产物。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过程；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而循环经济则是支撑低碳经济、通向绿色经济、实现经济活动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响应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还是低碳经济，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背后所代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认清这些经济模式的目标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转变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在经济成长重要阶段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的每一个举动都与世界市场及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因为西方世界崛起包括现实发展，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消耗占世界80％的资源和污染环境为条件的，如今同样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也要“崛起”，那么按照西方经验，中国也一定要争夺世界资源和污染环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就是按这种逻辑来对待中国的。如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为重要理由的。

　　然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作为公约缔约国拒签《议定书》，也不在于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国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而在于《议定书》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豁免期截止到2012年，《巴厘岛路线图》(2007.简称《路线图》)指明2009年就要把“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上。可以肯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今年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了。

　　与此同时，我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目前我国COD和SO2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自然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继续增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资源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依然坚持现行的产品、产业、污染排放控制标准，那么，即使实现了污染源的达标排放，要实现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依然压力巨大。因为数据表明，按GDP年均增幅8％计，即使单位GDP能耗实现降低20％的目标，那么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还将比2005年增加18％，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压力仍然是持续增大的。

　　在笔者看来，不管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也不管我国保增长、促就业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摆在全世界和中国人面前最大的危机依然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因此，如何在资本主导型、利润主导性、GDP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机制下，借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实现低碳经济增长目标，这是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目标，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绿色经济，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节能减排依然是当前工作重中之重

　　能源与环境问题密不可分，都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课题，发展绿色经济首当其冲便要处理能源环境国际化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准备应对，需要有一个整体战略。目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传统能源价格的不断高涨，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新能源开发上，其中美国的能源新政尤为突出。在4月22日“地球日”演讲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讲到:“哪个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中领先，哪个国家就将引领21世纪的全球经济。”2009年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再投资计划为新能源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证，能源部可使用资金高达380亿美元，其中能源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占168亿美元，而在2010年美国能源部用于支持新能源计划的预算为264亿美元。

　　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可追溯至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近年来新能源发展规划已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国家级战略蓝图之一，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也随之异军突起，中国政府用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每年增幅都在20％以上，2008年对新能源企业的资金扶持规模达到38亿元。今年年初，新能源发展正式被纳入国家十大产业规划，新能源发展规划即将出台。在大好形势下，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引导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新能源产业视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必胜法宝，都希望放手一搏，在这场新能源产业的角逐中“拔得头筹”。然而过度关注明天，往往忽视了眼下。我们不得不理性地看待中国当前的国情，以免在争先恐后中遗漏了自己最急需的东西。

　　从自然禀赋上来看，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27％，是全世界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但至今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的比重仍高达69％。按权威人士的看法，到2050年或更晚些时候，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的主力；在各种化石燃料中，煤炭燃烧对温室气体增长的贡献率较高，比石油高29％，比天然气高69％。这种能源格局使得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能源转型更非易事。

　　从技术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还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技术和绿色装备。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国在新能源开发上无疑有其自身的优势:长期以来的技术和产品积累，使得美国新能源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此外还有外包生产；产品定价和使用能源费用方面，由于美国人均收入较高，无论是提价还是政府采取财政补贴都有较大的空间。与之相比，我国在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道路上面临的阻碍更多，而新能源技术本身的技术难度、自然依赖性、不稳定性、前期巨资消耗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所指出的，发展新能源存在技术制约、成本较高、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和困难，应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多次重申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而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自然也很大。这就意味着，当下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严峻的形势下应对即将到来的减排责任。而新能源产业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难解燃眉之急。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两大关键领域，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仍然是我国短期内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而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适宜作为中长期目标进行规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