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卫东化蛹成蝶：一个基层医生的高科技之舞

　　找钱：是创新的一种能力

　　现在，尹卫东每年都会去美国，到纽约参加全球生物技术大会，与6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的CEO、投资公司老板、科学家聚在一起，讲自己的项目、构想，“会上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有人觉得你的项目好，自然就会给你投钱。”

　　尹卫东已经很久没为钱犯过愁了。但在“下海”初期，尹卫东面临的第一大困难就是“找钱”。

　　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昂贵，而一旦注册了公司就要开始计算盈亏，尹卫东开始犯愁：“整天盘算的就是发不出工资该怎么办？”他说。

　　尹卫东是个喜欢想点子的人。当初他研制的甲肝诊断试剂因为诞生得“太早”，国内市场上连试剂瓶都买不到。尹卫东就在医院找了一些废弃的青霉素小瓶，没有密封装置，他就把小瓶放在锅里煮，把盖子上的蜡煮掉，经过严格的消毒后再装试剂。这一次，他想出的办法是：从北京一家机构买进500支白蛋白，出手赚了一笔。从那以后，他的公司就一边做研发，一边做药品批发贸易了。

　　为了养活公司，尹卫东尝试过不少“生意”。有一阵子，他让大家种豆苗，采取一种无土栽培技术，栽培出的豆苗属于“绿色食品”，销路不错。“可惜很快被到处仿制，也没支持多久。”尹卫东至今念念不忘那一度很畅销的豆苗。

　　有时，他也往省、市科委及相关部门跑，将自己的项目拿去申报各种扶持性的资金。因为他在疫苗研究领域小有名气，也因为他的“勤跑”，获得了很多资金支持，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1993年，在卫生部一位处长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给他投资20万美元的李克英博士。

　　“中国有很好的科研人才，但缺乏资金投入，因为融资渠道太窄了。”多年以后，李克英博士这样分析尹卫东“找钱”的原因。

　　不过，生性乐观的尹卫东并不觉得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找钱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能力。你看英特尔、微软，哪个大企业是靠政府给钱来创新的？企业的本事就是整合各种资源来创造新的价值，这些资源包括资金。这是企业创新。市场经济的创新就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叫国务院总理投资的创新，那是政府创新。”

　　抚今追昔，尹卫东觉得今天的自主创新环境已经是“五星级”：“国家出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在政策、法规、融资、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政府都有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科技创新的时代。”他认为企业没有理由埋怨政府支持不够，“我就是一穷二白起家的，不能一味指望政府支持。只要你的研究开发有价值，就一定能够找到资金。”

　　创新要承担风险

　　2006年9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尹卫东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畅谈SARS灭活疫苗的研发过程，他坦言，从经济效益角度看，SARS项目是失败的，没赚到钱。

　　其实，当尹卫东主动向国家相关部门请缨要求研制SARS灭活疫苗时，是公司最困难的时期，所有的资金都已投入厂房建设和设备更新了，从银行也贷不到款。公司的管理层只能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员工也自愿“凑份子”，就这样凑了几百万才勉强渡过难关，进行SARS疫苗研究。

　　虽然SARS疫苗项目亏本，但在尹卫东看来，这一切很值。

　　SARS灭活疫苗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创造”、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它带来的社会效益也远非金钱所能衡量。“如果没有那些年做疫苗的技术积累，如果我们不愿意冒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去投入这项事业，也就没有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北京科兴就不会拥有如此高的国际知名度，之后我们做的流感疫苗等产品也不会赚钱，这是一个连锁效应。”尹卫东说。

　　SARS前脚刚走，禽流感后脚就跟了进来。那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一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但尹卫东再次主动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准备开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制。

　　这和SARS疫苗一样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但尹卫东的目光又一次“超前”于市场：“没有疫苗，一旦流感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此刻的尹卫东看到的不仅是巨大的市场，更重要的还有公共利益。

　　创新需要冒风险，换言之，风险越大，可能产生的价值也越大，这是尹卫东敢于孤注一掷主动请缨的原因之一。他的勇气来源于对这些年来研发经验的信心。“Focus(专注)”，李克英用一个单词来评价他一直看好的尹卫东，“这一行，花个五年十年研发一个项目是很正常的，尹卫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他不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