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农村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专家视角

　　要破解农村环境问题，就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社会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毅。 

　　问:您怎么看待农村环境问题？

　　答:对农村环境问题，我一直在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更多的是人的问题，不是从单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群体活动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制度、体制、阶层等多因素作用下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随着政府投入力度加大，传统的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如改善了农村人畜饮用水的卫生状况，一些农村的村容村貌得到改善等，但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新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新的环境问题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入侵，二是农村对来自村庄之外的环境侵害抵抗力不足。

　　可以说，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社会问题。农村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那么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问: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入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主要有3方面:集约化农业生产带来的化肥、农业污染等问题，农村消费现代化导致的现代垃圾问题，以及村庄之外特别是工业对农村入侵带来的其他问题。

　　集约化农业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与生态相适应的传统农业被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投入、高污染的、又没能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农业。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不少都是反季蔬菜，应季蔬菜成了稀缺物种。当大量反季节、非本土农作物代替应季的本土作物时，就需要生产的高投入。所谓高投入主要体现为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等物质的使用，这些又都会转变为污染留在农村的土壤、河流以及整个生态环境中。

　　消费现代化问题也很突出。廉价工业品日益走进农村，正在成为威胁农村环境的另一污染源。

　　现在的农村垃圾已经主要是城市工业品。去年在青海省玉树县地震前，我去过一趟。我看到当地的河里有很多塑料瓶、包装袋等垃圾。在藏族人传统的生活中，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处理这些垃圾，就将其扔到了河里。喇嘛看到后，就组织藏民把这些垃圾从河里捞出来就地埋掉，但是当地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即使这样做，也依然隐患重重。

　　而事实上，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玉树，而且在相当多的农村中普遍存在。

　　如果说农业和农村内部的问题已经触目惊心，那么，外来污染的入侵对农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大部分来自城市和工业的污染由农村承担，一些“问题村”正是由于污染物扩散和积累而严重影响到当地环境乃至人们的健康。随着发达地区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许多污染企业开始向落后地区转移，农村成了污染的接纳地和资源的耗费地。

　　问:农村对来自村庄之外的环境侵害抵抗力为何不足？

　　答:农民是农村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们在环境中的发言权却很有限，自我保护能力严重不足。这是由于一方面，在政府决策中，农民的参与空间有限，缺少保护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农村的群体作为一个集体的行动主体，作用在下降。

　　我们一直强调环境保护中的法制建设，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举个例子，一家企业如果已通过环评，但是当地村民不同意在本地建这家企业，那么企业是否可以建设呢？在一些发达国家，决策一般会更尊重民意，因为当地人有权决定自己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但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决策权多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在决策中特别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而与当地环境效益背道而驰时，农民的利益可能被忽视。

　　我们经常看到农民遭到环境侵权之后却很少有发言权，污染企业往往都很强势，即使通过法律程序，损失惨重的农民也常常很难争取到自身的利益。

　　问:对于农村社区抵抗力的不足，应该如何提高改进？

　　答:环境问题是公共问题，指望农民个体参与来解决公共问题不太现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村的活力，使农民有更强的参与能力。怎么激发农村活力呢？可以培养农民组织，有效提高农民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保护环境的能力。

　　中央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对改善农村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才能找到解决之道。如果不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农村的环境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我从社会学角度强调两点，一是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要让农村成为经济发展名义下的垃圾接纳地；二是提高农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