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关注垃圾围城照片 批示北京垃圾场整治

　　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范本

　　2010年6月至7月，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的展览中，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被全面展示，他希望这些图像所揭示的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此所带来的生活观问题，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

　　而近期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垃圾围城》纪录片正吸引着不少观众。纪录片试图弥补和强化照片无法实现的听觉手段，在纪录片开场的长空镜头后，可以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接着是一望无际的垃圾场里的两个人正在打包一大袋垃圾。

　　事实上，正是通过媒体对部分作品的传播，才使其产生了直接的现实影响。“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做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王久良看来，纪实摄影、纪录片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是对现实的摹写，它的表现形态和内容跟社会的关系相对更加紧密。

　　接受本报采访前，王久良刚刚回访了他曾拍摄过的一部分垃圾场，结果发现，他镜头下的绝大多数垃圾场都得到了彻底的整治（例如昌平区官牛坊的垃圾场），但极个别处于归属模糊地带的垃圾场（如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南侧、亦庄开发区靠近南区），尽管数量不多，但看上去仍很难被清理。

　　王久良说，自己只是一名摄影师，最多也只是提出问题并参与解决，至于垃圾场的整治，则是施政者的具体工作。“《垃圾围城》之后，事态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垃圾场在减少，但垃圾并没有减少，而且随着消费指数的提高，城市的扩张，垃圾会更多。”

　　根源是资本控制的消费文化

　　刚开始做《垃圾围城》时，王久良只是想求证北京有几个垃圾场，污染程度怎样，对人的影响如何。结果他越走发现垃圾场越多，越看越惊心，一直到2009年底才发现北京真的处于一个“垃圾围城”的状态。整个过程中，他也对目前的“垃圾分类”产生了质疑：“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有回收和利用，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垃圾分完类以后又去了哪里，在回收利用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危害。”

　　拍摄中，王久良慢慢意识到垃圾问题有更深层的症结资本操控下的消费主义。“让民众意识到垃圾的产生不在于政府是否作为，是否制定了法规政策，也不在于多建几个垃圾场，或者先进的处理技术，而在于是否认清整个资本生产。”

　　他以某营养品为例，该产品在研发、推广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但仅仅起到安眠药镇定剂的作用。“有句口号是‘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也许你根本不需要，但是他总会想办法让你去购买。”王久良表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为消费而消费，为面子、为虚荣而消费。在欧美，工业革命用150年的历史才形成这种消费文化，而我们中国只用了30多年就走过了这个历程。我们从一个非常崇尚节俭的文化理念过渡到补偿式的疯狂消费状态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需要进行探讨。”

　　接下来，王久良还要完成另外两个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一个是《超级市场》，希望能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垃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努力想体现垃圾和商品，垃圾场和超级市场（可以归结为市场），以及垃圾问题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消费排泄物与人们的消费观念是密切关联的。”

　　另一个作品则是要剥开“垃圾分类”的话题。“我想让人们看到垃圾加工的实际情况，看到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成本和污染。人们以为一块钱的垃圾加工后可以卖两块钱，看似赚了一块钱，实际上这一块钱远远比不上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真正到那些地方后你会看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空气污浊，整个地域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现实真的是触目惊心，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所以更感同身受。”王久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