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合同能源管理市场机会与风险并存

　　所谓“节能效益分享型”，是指节能工程的前期投入由节能服务公司担负，客户无需投入资金。在项目完成后，客户在一定的合同期内，按比例与公司分享由节能项目产生的节能效益。

　　这种模式，在信用缺乏的大背景下，给节能服务公司带来巨大财务风险。

　　北京市的首起合同能源管理诉讼案，是2010年的北京华通兴远供热节能技术公司诉北京华清物业公司一案，其成为北京首例公开审理的关于合同能源管理纠纷的案件。

　　按照协议，华通兴远为华清物业提供供热节能技术改造服务，华清物业按燃气节能效益分两次向华通兴远公司支付节能效益分成。完成第一次付款义务后，第二次付款到期，华清物业却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

　　“一波三折，案子开庭就开了5次，通过取证，反复质证、答辩，时间挺长”，北京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海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有些感慨。在法院查明确有节能效果后，华通兴远胜诉，“但证据采集过程很难，难在节能量难以认定”。

　　节能量是节能改造项目最重要的产出，也是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机制的核心产品，同时也是政府奖励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当时采暖期已过，节能服务公司方面已无法再做检测；百般曲折，最后才找到了检测机构检测报告的影印件。

　　从此，叶海波一直在接此方面的案子。“节能效益分享模式很容易出问题。首先是节能量确认的争议，有时对方发现节能了，为了避免费用支出，可能故意不让检测、拖延检测，花样百出”。

　　叶海波认为，节能服务方相对弱势，“付出得不到回报，对提供技术服务方是最大的伤害，得不到收益，就不可能再去改进和创新技术”。

　　“如果想让合同能源管理推行下去，必须杜绝用能方恶意欠费”，叶海波认为，法律文本应该规定更细一些，如拒绝检测会承担什么，拖延、不及时不配合会怎么样。

　　节能服务公司一般不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因为成本太高，更多的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这种情况发生是必然的”，杨黎明律师表示，“很多节能服务公司对此敢怒不敢言”。

　　但亦有人指出，节能服务公司鱼龙混杂，节能改造水平参差不齐，亦是造成诸多纠纷的重要原因。

　　“有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目前的该行业状况，“拿到钱就不管了，就是在骗”。和任何行业一样，该行业中良莠分化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方

　　在履约纠纷解决方面，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虽然大胆提出了“独立第三方调处功能前置于司法救济措施之前”，但尚无符合自身特点的裁处机制和裁处程序；

　　而传统的司法诉讼或仲裁，程序烦琐、周期漫长，难以适应合同能源管理的运营模式。

　　正因此，很多合同能源管理纠纷都选择“私了”，对簿公堂十分鲜见。在《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参考合同文本基础上，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提出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第三方调处规则》，作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第三方工作可以依托的准则。

　　他们称其为“炜衡规则”，围绕这个文件配套的还有警示函、委托书、调处申请书的格式文本等十项。

　　“国家司法高层也希望把纠纷化解在调解中”，杨黎明律师称。

　　何生认为，独立的专业第三方介入，可能较早地解决掉纠纷，但并非万能，“调解的水平，很多时候取决于调解员的水平”。

　　“我们走得早了点，是革命先驱，往往不被理解。先驱可以，不要成为先烈”，杨黎明律师这样描述自己和团队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第三方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节能量的审核。若说很多节能服务公司很不成熟，那么作为能耗基准确定、测量和验证的重要机构，第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的运作相对更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