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催生千亿级土壤修复市场

他的担忧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可能为土壤污染买单，靠房地产带动起来的土壤修复市场不是可持续的，土壤修复需建立责任机制。

而农田关乎粮食安全，农田污染的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更加迫切。

高胜达告诉早报记者，农业污染已存在很多年，农田污染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而加剧的。土壤污染具有移动性，工业用地受到污染，污染物通过大气和水循环进而污染农田。

今年7月，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杂志在一则报道中援引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的话称，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导致的土壤污染，中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土壤治理不要有

‘救火员’心态”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说，“美国土壤修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他们的机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美国有个国家优先名录，有1600个污染场地优先修复，但到现在还没完全弄完。”

土壤污染会潜伏很多年，受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土壤甚至无法靠自身修复功能回到健康状态。污染土壤的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的土壤污染具有自身特性。据高胜达介绍，欧洲各国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上具有分工协作的特点，因此土壤污染种类不全。而中国产业比较齐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土壤污染种类全面，污染富集时间长，中国的土壤污染“比较重比较复杂”。

眼下，工业产业的转移又给土壤治理添加了新的隐患。

据介绍，中国工业转移有两大趋势：一是从城区转向郊区，一是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如果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未来这些地区的土壤或将成为工业发展新的牺牲品。

高胜达特别提到，“中国工业在不断地向低成本的中部、西部转移，这些地区环境脆弱，许多还是江河湖海水源的发源地。这些地区的经济未来二三十年可能得到了发展，但留下的环境问题可能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更长的时间。”

“现在来说，治理污染土壤有意义，但重要的还是防范。”高胜达说，不要等到污染了再去治理，不要有“救火员”的心态。

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美国经历”或可作为他山之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启动了超级基金，这些基金由环境税、石油税等组成，专门用于治理污染土壤。那时，美国仍有许多制造业。

高胜达称，从那个时候，美国的污染源就在减少，同时还在修复污染的土地，而中国的污染在增加，并且当时土壤污染问题还没被关注到。

蒋建国则指出，“美国土壤修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他们的机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当时超级基金设立的时候，美国有个国家优先名录，有1600个污染场地优先修复，但到现在还没完全弄完，污染程度非常高的污染土地到现在还没完全修复好。”

蒋建国认为，中国也可以设立类似的基金，但土壤修复的盘子非常大，不是几十亿元或几百亿元就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在没法律逼迫

天天喊清洁生产没用”

“一些外企到中国建厂，它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检测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评估报告。在撤资的时候再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评估，与此前的评估作对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现问题，它们就修复。”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说。

一个基金显然难以包揽所有问题。防范和建立相关标准，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作土壤治理的当务之急。

据介绍，在美国，针对土壤污染有专门法规，规定企业如果不再使用某块土地时，要检测评估其是否符合生态安全标准，若不符合，企业必须修复这块使用过的土地。

“一些外企到中国建厂，它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检测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评估报告。在撤资的时候再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评估，与此前的评估作对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现问题，它们就修复。如果没有问题，评估的报告也算留有证据。”高胜达指出，中国的企业缺乏这样的意识。

他建议，不论是政府收储土地，还是企业使用土地，都要有责任意识。中国应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在土地交易和使用中，土地的折损价值是需要买单的，收储土地就要把责任一并收了。

“国外投资者的这种意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法律逼迫的。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逼迫，天天喊着清洁生产是没有用的。”高胜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