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多负担64美元”
邹骥团队的研究表明,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gdp的0.4%,相当于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鉴于一部分发达国家舆论认为中国所承诺的减排幅度“仍然不够”、“即便下降50%也是低”的观点,邹骥团队又计算了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下降50%”目标下,2020年中国共排放80亿吨二氧化碳,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此时,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2%,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对于邹骥团队上述研究数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刘滨副教授不予置评。刘滨团队接到了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国家课题。“我们的报告也按照不同情景假设了中国为不同减排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因为课题是政府委托,无法透露相关数据。”她说。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的一名官员也对上述数据不予置评。
此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测算,如果中国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则每年需增加额外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
“减少碳排放,不仅仅在于节能投资方面,比如如果增加核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比重,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碳排放的效果。不同的侧重会导致实际的投资情况不一样。”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
“对排放权要寸土必争”
要实现如此艰巨的减排目标,对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据本报记者了解,能源、交通、电力等6大部门的最关键60多种通用气候友好技术,有40多种为中国所不掌握,而发达国家一直未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在资金转让方面也乏善可陈。
“发达国家不会有很多资金给中国,美国国会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美国一分钱也不会给中国的”,邹骥说,“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研究透,企图一步一步把中国逼入棋局”。
给予中国压力最大的是美国,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给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美国自己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达到峰值,而且中国人均累积历史排放从1850年到2004年,不到70吨,美国是1100多吨。
“g8国家提出的方案,到2050年全球要减排50%,而发达国家要多排到80%,如果这一方案成为国际公约的话,那么今后40多年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排放的高3.5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
“发达国家历史上侵占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排放权益,”邹骥说,“排放权的实质是发展权,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谈判中,对排放权益要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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