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1976)一书里指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向了极限。”对于这种积极控制自然增长无极限和经济优先的发展模式,“罗马俱乐部”敲响了警钟,梅多斯等人指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于地球承受这种活动的能力的限度,权衡取舍就越是明显和无法解决”,“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的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
在《增长的极限》中所发出的警告启发了后来者。从70年代开始,最早见诸卡森《寂静的春天》中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逐渐成为流行的概念。1992年6月,在里约的地球分会上,这一概念被提到了“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的高度。
建筑节能是关乎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近年来,我国建筑规模迅速扩大,每年新建房屋17—18亿平方米(城镇居住建筑4—5亿平方米,公共建筑4—5亿平方米,乡村居住建筑7—8亿平方米)。现在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积,比所有发达国家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还要多。本世纪头20年内,建筑业仍将迅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底 ,全国房屋建筑面积将达686亿平方米,其中城市为261亿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建筑规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房屋在约100年左右的使用期间内,需要不断消耗大量的能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增长迅猛。建筑能耗是指建筑使用能耗,包括采暖、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炊事、家用电器等方面的能耗,其中采暖、空调能耗占60%—70%。根据1999年估算的数据,中国建筑用商品能源消耗已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27.6%,接近发达国家的39%—40%。如果浪费能源的房屋建得越多,遗留下来的能源消耗的负担就越发沉重。建设部等相关部门制定了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编制了一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一些省、市根据建筑节能标准已大批建造节能建筑。但是,从总量上看,到目前为止,不仅既有的400多亿平方米城乡建筑中的99%为高耗能建筑,新建的数量巨大的房屋建筑中,95%以上还是高能耗建筑。由于建筑的保温隔热差,采暖系统效率低,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下世界平均值的3倍,一些严寒地区城镇建筑能耗已高达当地社会总能耗的一半左右。中部夏热冬冷地区(过渡地区)冬季电采暖夏季空调,以及南方夏热冬暖地区(炎热地区)夏季空调越来越普遍。以家用空调器为例,2001年全国新增的装机容量1600万kw,已超过三峡竣工后的发电总装机容量,造成夏季电力高峰时供电十分紧张。
问题相当严重,情况十分紧迫。为此我国建筑节能专家涂逢祥呼吁——“如果国家从现在起就下决心抓紧建筑节能工作,对新建建筑全面强制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并对既有建筑有步骤地推行节能改造,到2020年,我国建筑能耗可减少3.35亿吨标准煤,空调高峰负荷可减少约8000万千瓦(约相当于4.5个三峡电站的满负荷出力,减少电力建设投资约6000亿元),由此造成的能源紧张状况必将大为缓解。如果再加大工作力度,要求2020年建筑能耗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水平,则节能效果将更为巨大。但如果继续放任自流,错过当前的大好机遇,不采取坚持有效的措施,则将长期大大加重国家能源负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对能源安全和大气环境造成重大威胁”。
总之,建筑用能已逐步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之一。建筑能耗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学者付祥钊在谈到当前,一些地方能源相对过剩的情况时,仅用寥寥数语,来说明事情的真相: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与美国2.7亿人口,每年能耗34亿吨标准煤的水平相比,我们的用能水平还相当低下,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
“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这一现象并没有留给人们多少可以盲目乐观和高枕无忧的东西。中国要走出能效利用率低水平状态的探索之路还很长:我们的求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未来20年将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动机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不断显现的过程。动机愈强烈,矛盾愈显现,可以轻言“过剩”的能源就愈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希望通过对节能潜力的有效挖掘,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及为什么在能源供应不紧张的情况下世界建筑节能浪潮持续高涨的基本原因和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和资源保护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付祥钊这样写道:
可持续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延续,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察,都是新千年全世界面对的最重要的中心问题之一。尽管某些地方能源供应出现了低水平的过剩,即使我们所掌握的能源开采技术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满足我们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即使我们的后代有能力在石煤、石油、天然气耗竭之时,开发出新的能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利,不管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而继续过去的能源消费方式。
毫无疑问,这样凝重的笔触,确实昭示了一种忧思和诚实,是一种负责之思。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能否扭转破坏的趋势。坦白地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因为经济学家已将“最大化”的潘朵拉之盒打开。我们正处在拔根状态。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价值存在的真实图景,除非一些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机构在克服官僚作风和“增长癖”的道路上有所作为,把关注的重心从单一的GNP/GDP增长真正转移到“可持续发展”上来;除非经济学界少谈点主流经济,少研究些“最大化”,多承担一点即便是非主流的社会伦理责任;除非我们许多人——不止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敢于向那种不顾生态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掠夺式的生产模式叫板,敢于对社会上那种恣意挥霍能源的现象大声地说“不”!如果我们不改变,那么世界最终会无法承载自然体系。
二、资源永续利用的文化反思
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代际公正。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这个定义中,包含有两个关键概念:
未来和资源保护。未来使我们这一代有考虑后代需要的责任,特别是把我们的星球以适当和健康的方式传递下去。资源保护使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保护所有不可再生资源——水、土地、能源、生物多样性、矿物质等等。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科学内涵在于:以往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把发展狭义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多、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等。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立足于环境与资源角度提出的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或模式,它指的是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和提高,不仅这种发展是可持续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人类福利将连续不断增加。这一概念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区别。可持续理论要求人类以高度的科学认知与道德责任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而不以危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为代价,平等互利地共建共享,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唯有完成对传统思维定式的突破,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教育、医疗卫生和提高机会的平等性,才能从更广的含义上形成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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