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太高 “最环保火电站”遇生存难题

　　张鸣林告诉本刊记者，运行财务数据显示，这个不断扩产改造的项目是兖矿集团所有煤化工项目之中盈利能力最好的，过去三年新增利税9.46亿元。

　　示范项目受阻？

　　从1972年德国斯蒂克电站投入运行算起，IGCC技术已有约40年历史。但由于价格便宜的天然气大量被发现，其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据统计，至2007年全球建成的IGCC装置仅有26座，总装机容量不过区区的450多万千瓦，其中尚在运行的纯发电的IGCC电站为五座，其余均是在石化或化工企业使用的多联产技术。

　　但IGCC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术。即使在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煤炭的日本，也于2007年9月在勿来市建成25万千瓦的IGCC商业示范项目，并正将其技术在澳大利亚等国外市场推广。

　　在中国，多家企业也开始表现出对于IGCC技术的热情。几大发电集团提出了各自的IGCC商业示范项目，上海电力则准备利用石油炼制副产品石油焦来建设IGCC示范项目，但均未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实际上，以IGCC电站身份获批建设的只有华能天津示范电站。

　　今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清洁煤技术利用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他知道很多业内人士对国家发改委和他本人有意见，但他认为IGCC技术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成本仍然过高，大规模商业化的时机并未成熟。

　　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则在多个场合质疑国家发改委的态度。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承认，高成本的IGCC大规模商业化时机确实未成熟。但他表示，通过煤炭或石油焦的气化和化工反应，同时实现电力、液体燃料、化工产品、供热、合成气等的多联产，在经济上将更具有可行性，是当下IGCC的发展方向。而且，IGCC可以使二氧化碳在发电环节之前即释放和富集，便于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封存，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倪维斗呼吁先建设几个示范项目，积累经验教训，“如果延误过渡到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技术的时机，将会显著增加将来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难以控制未来石油进口，大大增加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

　　这位IGCC的坚定支持者对本刊记者说：“我愿意和张国宝先生公开辩论。”不过，在前述研讨会上，张国宝发言之后即离场，没有给倪维斗这样的机会。

　　华能天津示范项目25万千瓦一期工程的发电效率预计为41%，尚不及当下最先进的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蒸汽电厂43%的发电效率。但肖云汉说，随着技术的发展，IGCC与多联产技术还有15个百分点的潜力可挖，效率可望超过55%，成本下降一半。

　　倪维斗甚至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发电效率的提高，即使不考虑其在环境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势，IGCC与多联产的经济指标也可能超过超超临界蒸汽发电。

　　清华大学教授焦树建还说，IGCC可以使用高硫煤、石油焦等廉价燃料，以降低成本。

　　有业内人士呼吁放开示范项目审批时表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批几个示范工程有什么难处？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经过示范，就永远不知道利弊得失。”

　　肖云汉也说，中国不能被动等待国外IGCC技术和空谈，而应支持自主研发技术的IGCC示范项目，并提供合理上网电价等政策。

　　曾经主持建设日本勿来IGCC示范电站建设的东京大学教授金子祥三，与中国同行的观点比较类似：“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IGCC电站的成本确实高，但如果因为成本高而不去建设，它的成本就不可能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