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地方在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方面，很多时候仍然是失之宽松，“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户企业的反复劝说，最后的结果是搞水资源论证的人，手一宽，便会造成国民经济用水对生态用水的挤占”。
目前全国的用水总量是5960亿立方米。“但真正一手监测的数据也就20%，大部分是统计填表，不太准确。”王浩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如防洪、航运、发电、洪水干旱等方面，而对社会水循环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监测相当薄弱。
根据王浩透露，“现在水利部和财政部也都达成了一致，今后三年水资源费将大力加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要迅速地把20%监测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户和排水户全部监测起来，以后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要对80%以上的用水情况、耗水情况、排水情况进行监测，这样管理才有抓手。”
污染
企业接到超标排放罚单像过年
导致水贫困的另一个杀手：污染。
根据王浩给出的数据：全国几千个水功能区水质的达标率是56%，还有44%不达标。“在广大的东部地区，水质基本都没有达标，特别严重的一个是太湖流域，一个是海河流域。”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的排放标准订立得并不科学。
如今适用的排污标准源自上世纪70年代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标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国情，国外地广人稀，100公里长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厂，但中国100公里的河边上，上千家工厂。”王浩说，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厂，非常密集。“欧美三五家工厂依照这个标准排放，这条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国来，这条河的水就不堪重负了。”
他认为，污水排放的标准必须与江湖水体纳污能力挂钩。大体的程序是：河流先确定水功能，根据服务功能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定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定允许陆上进入河里的污染负荷量，然后把应削减的污染负荷量分解到各个生产单位，把指标分解下去，这样从水域反推到陆域的标准才是和谐的。
导致污染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守法的成本太高，而违法成本又太低。
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王浩发现，“一些企业，一接到环保局的超标排污收费罚单后，企业上下一片欢腾，跟过年似的。为什么？因为企业若要达标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钱，不达标排放，交一点罚款就够了。”
制度的不合理，变相地鼓励了企业的污染行为。最后的污水处理环节，问题同样突出。
“污水处理厂应该要完成两级处理工艺，但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为了节省运行费，进来的污水，只经一级处理（物理处理）就出去了，生化处理就不搞了。”更严重的情况是，污水处理厂干脆停工不运行，到检查的时候才开启。
这是中国水贫困的全部现实。
“过去，水是农业的命脉。现在看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国召开了历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条红线：总量控制的红线、效率控制的红线以及污染控制的红线。
无论如何，“水资源一定要进行全流域管理，因为水是按流域来流动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多事权都属于区域管理。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
而王浩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区域的管理不服从流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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