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家史：30年前一文不名 30年后叱咤商场

　　任正非创办华为那年，在深圳的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王石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没准会和刘永好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

　　创业，创业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他和以往一样，拎了一瓶开水，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人民日报》。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他后来回忆说，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激动不已。因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刊登的全是革命、斗争，从消息到社论，无一例外。而手头的这张《人民日报》，竟然刊登起养牛的文章，看来气候真是要变了！”

　　吴晓波后来和助手在上海图书馆里，找遍当年的《人民日报》，只找到一篇介绍养猪经验的文章。是养牛或者养猪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传志在这个寒冷的早冬，感觉到了时代微妙的变化。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师而转型为成功的经理人，然后又以中国式的智慧让企业顺利完成了资本人格的改造，进而并购了IBM公司的全球PC业务，开始新一轮的国际化扩张。

　　柳传志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有着坚忍耐力和果断头脑的小个子四川人。当面临重大决定时，邓小平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在屋里抽熊猫牌香烟。他在这一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随后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日后，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任正非。他正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发愁。10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圳创办了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的华为公司，在一片争议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华为如今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27岁的王石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深圳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他没准会和刘永好兄弟一起，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刘家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数线，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没被录取，他们一气之下去办养殖场，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1978年，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都还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而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干部。几年前，当全国还在高调学大寨的时候，他就偷偷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而那时，外面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不受保护、偷偷摸摸办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萧山、天津大邱庄都已经存在，他们的创始人分别叫做鲁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一位温州的干部告诉吴晓波。这个沿海小镇以低调实践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吴晓波说：“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是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这句话。”

　　产权，产权

　　创业伊始，柳传志没打算割断联想与计算所的血缘关系，公司的启动资金20万元来自计算所，联想是“国有企业”，公司可以无偿地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办公室、电话和所有资源，公司员工可以在计算所享有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晋升的权利。

　　直到1988年，产权意识才在企业家身上苏醒。这年，九龙街头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柳传志的电话，邀请他共组香港联想公司。不为人知的是，新公司另一大股东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此后十几年里，许多国有企业都在悄悄进行这样的改造：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运作。在这个过程里，一切公开的或者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产生。

　　在杭州郊区的一片稻田边，鲁冠球也在考虑自己与企业、政府和工厂的关系。禹作敏说过鲁“太油滑”。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和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谁也不能保证有一天，乡政府一纸公文让他走人。他没有急于把厂子归入自己名下，而是把企业评估资产的一半归乡政府，另一半归“厂集体”所有。于是，他获得了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并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这也为日后的一系列产权运作留下空间。

　　王石的万科在1984年组建后，一直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摩擦不断。得知深圳政府要在国营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后，别的企业害怕多一个“婆婆”不愿尝试，王石却主动请缨。他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一个能让万科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万科是幸运的，一年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2号(当时的股票代码)正式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