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德班，毫无疑问，应对气候变化已排在全球事务议程中最靠前的位置，这是大势所趋。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带来飞跃，坎昆会议取得一定成效，在我个人看来，没有退步就是进步，因为坎昆决议确认了双轨制的谈判进程。”今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知识读本》首发式上表示。
在本次首发式上，刚参加坎昆气候大会回国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何建坤也如是评价：“坎昆大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体现了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但谈判形势也日益错综复杂，矛盾多元化，今后谈判进程更加艰巨。”他一再强调，我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将是我国中近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和关键对策。
“今后谈判进程将更加艰巨”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气候系统的变暖是不争的事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很可能”（九成以上）是人类活动所致。评估报告自发表以后，就受到“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质疑，尤其以哥本哈根会议前后IPCC陷入气候门等事件为甚。
“这些质疑都是枝节性的问题，不影响 IPCC报告的科学权威性和公信力。当前国际主流意见还是支持IPCC报告结论，《坎昆协议》也进一步重申IPCC报告中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及其主要由人为活动引起的结论。”（下转第三版）
何建坤说，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共识。
何建坤认为，总体来说，坎昆气候大会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框架，保持了“双轨”谈判进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比如说，尽可能保证附件I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和第一承诺期的衔接，认识到IPCC提出的25%—40%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加强减排行动，同时推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推动发达国家之间减排的可比性。
当然，何建坤坦承谈判中也存在争议，如维持还是取消双轨制、发达国家是否应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承担减排义务等。“虽然谈判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矛盾，但各自阵营的内部分歧也越来越大，如小岛国联盟要求把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增高幅度控制在1.5℃以内，而《哥本哈根协议》的共识是2℃。”
坎昆大会虽然维护了“双轨制”，但具体成果还要在南非德班达成共识。有专家表示，坎昆会议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进一步落实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的支持等。届时，南非气候大会将考虑2050年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和排放峰值问题。
“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空间将受到严重压缩。而全球长期减排目标也将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点问题。”何建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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