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发达国家,二次供水是中国的特有难题。中国城镇6层以上的小高层、高层建筑较多,为了让6层以上用户的水压正常,同时避免脆弱的公共管网承受过大压力,各城镇自来水公司纷纷选择管网末端加压模式,将自来水压至高层建筑屋顶水箱或半地下的蓄水池,再由蓄水池或水箱进入用户家中。
在中国省会一级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数千个水箱或蓄水池。二次供水自从在中国诞生起,就饱受诟病,目前仍然乱象纷呈。
因二次供水导致的水质二次污染事件,近年一直充斥媒体;二次水箱内被发现死老鼠等事件,也一再发生。
谁来看护大量的水箱、蓄水池?这些水箱、蓄水池最早由各地产开发商所建,标准和式样五花八门;产权一般属于全体居民,居民又无力管理;小区物业是通常的看护者,但缺乏专业能力,且不说责任心。
宋兰合分析,各城市自来水厂一般由城市建设部门管理,但二次供水设施理论上归卫生部门,自来水厂不愿“多管闲事”,而卫生部门通常又无力监管,主要负责审核颁发消毒许可证。最终,各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成为监管薄弱之处,无人负责。
宋兰合倾向认为,二次供水事实上不全是坏处。当城市因意外或灾情发生停电、停水事故时,二次水箱可证住户在一个时间段内有水可用,甚至在某些时候让消防部门有救急之水。二次供水其实一个城市管理问题,管好是福,管不好是祸。
水质救赎之路
要投入更要改革
在王占生等学者看来,城市水业基础设施向来就薄弱。“过去十几年内又只有少量投资,欠账严重,而水源又污染加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地方说水质全面达标,这不就是骗人吗?”
根治自来水之疾,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净化水源地。这是学界的共识。水源地如果达标,即便是只用最基本的传统工艺处理,水质都会合格。
根治水源水质,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江河湖海的水环境治理规划对接。“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关系子孙后代的根本福祉,政府责无旁贷。”王占生说。
回到现实,根治水源之路至少也要15年至20年,改善自来水水质无法等那么久。当务之急和务实之选,是自来水厂的工艺升级。
据宋兰合初步估计,在现有水源条件下,至少20%至30%的水厂需要尽快上马深度处理工艺,还有相当数量的水厂需要改进传统工艺,方可实现自来水出厂水质量基本合格。
王占生更为悲观,认为中国水源污染严重,因此大多数水厂需要上马深度处理工艺。尤其水源不好的地方,必须马上动起来。
自来水输水管道需要立即投资。刘文君认为,供水管网曾是全球难题,但最近数十年间,发达国家通过逐渐更新管网,以技术手段维持管网水的化学和物理稳定性等方法,已基本解决管道二次污染问题。解决管道问题,技术不再是障碍,主要是地方政府欠缺投入。
“由于城市建设基本成型,更换管道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各地应制定时间表,逐步更换。”刘文君说。
王占生曾对深度水处理工艺的成本作过经济测算,其结论已为业界普遍认可:水厂上马深度工艺,每吨水成本相应上升0.3元左右。另有学者认为,管道硬件投资,会让每吨水成本再上涨0.5元上下。如此算来,如果以县级以上4000余家水厂日供6000万吨计算,每年成本增加200亿元左右。
宋兰合表示,在国家层面,要通过制度设计解决二次供水和水质检测的管理体制问题。
刘文君、王占生、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等共同呼吁,要建立独立于地方水厂的专业水质监测机构,变水厂自检自测为第三方检测。水质检测数据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傅涛认为,发达国家在城市供水方面体制各异,路径不同,但均能实现饮用水合格,甚至保持直饮水标准,其政府在供水基础投资上占据主导,在运营环节追求效率。
傅涛指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各级政府和水厂对供水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隶属福建省国资委的福建中闽(罗源)水务有限公司,是一家日处理上百万吨水的大型水企,其供水业务有泉州、罗源等处。该公司处境不妙,董事长郑相钗向财新记者抱怨说,由于成本倒挂,每供一吨水要亏三至五角钱,企业连年亏损。
“水厂亏损,投资无钱,政府不给,说水业已市场化;水厂成本倒挂,要求提高水价,政府又不同意,说供水行业是市政公用事业,政府要统一定价。”郑相钗说。
十多年来的水业市场化改革,到了需要更进一步的时刻。
在采访中,一位饮用水界人士用极慢的语速,向财新记者讲了三句话:对每个人来说,饮用水像空气,无可选择,无从逃避;对政府来说,供水工程是最为基础的民生工程,远比修马路、建高铁、盖高楼更为基础;近十几年来,供水成了最被忽视的民生工程。
还供水欠账,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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