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而言，没有喜欢重税负的。如果说企业的经营困难，金融危机背景下现在很多企业的经营也都很困难，如果因为企业经营困难就希望免征或降低税收，而且是免征或降低资源税的税收，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综合考虑，不能企业说什么就是什么。”张斌说。
刘桓则从垄断的角度阐述了资源类企业的亏损减税问题。
“目前，能源产业的现象很是微妙，员工和企业的开采成本等，一般是按照高煤价格确定的，一旦煤炭或石油价格下跌，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可能会亏损；尽管如此，但是员工和管理层的工资依然很高，看看那些煤老板买股票、买房子的疯狂劲头就知道了。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他们的企业是否亏损，而在于他们整个的薪酬核算体系本身存在诸多的疑问。”刘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是否减税不能完全听企业怎么说，要测算一下企业的毛利水平到底是多少。
尽管企业呼声如雷贯耳，但是从长远来看，矿产资源税费标准上调似乎不可避免。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在相关场合表示，去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的措施，估计今年减税额在5000亿左右，而改革资源税初期增加的税负也就是二三百亿左右，相关行业增加这样一个税负，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大量减税数额相比是可以冲抵的，所以今年是改革资源税的最好时机。
“最起码，征税能够唤起全民的节能意识，从长远看还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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