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启蒙结束博弈开始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在二十年内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水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放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主要集中的行业有钢铁、造纸、化工等，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这些掌握国际理念的环保局官员强力让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