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涵盖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

        国际分歧不影响中国做好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文章

        “提到低碳，就不能不提气候问题和二氧化碳减排。”冯飞介绍说，“目前在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世界各国有着来自政治上和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诉求，在许多重大事务上存在着分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同愿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前需要展望到2050年，2050年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各个国家有其自身利益考虑，因此在共同愿景上各国的提议也不同，比如欧盟提出“2摄氏度”控制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协调工作小组IGCC提出的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浓度当量的概念，所谓当量就是把其他的温室气体也折成二氧化碳来考虑，控制在450ppm，再如英国的著名气候问题学者斯登提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要控制在200亿吨，届时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100亿，人均2吨的概念。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实际上对共同愿景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就是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大家知道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中国发挥了非常建设性的积极作用，我们赞同2摄氏度，不承认450ppm，因为浓度指标直接与“三可”——可计量、可核查、可报告相挂钩。这是第一位的重大分歧。”

        “第二个分歧体现在二氧化碳减排义务分担上。”冯飞指出，“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一种依据来支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也是京都议定书中的原则。事实上，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当量中，80%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存留时间为300~3000年，因此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依然对全球的气候变化产生主要的影响。因此对发达国家必须核算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建立国家排放账户，用数量来讲话，这样才能体现公平。”

        冯飞介绍说，他在和外国专家和一些高层讨论这一问题时，外方通常用两条来反驳，第一条是“我们曾经犯了历史错误，中国不要再犯”，第二条是“目前有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不像数百年前英国和美国工业化时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冯飞说，每当此时，他会给对方算西方的历史欠账，并由此来展望未来，“到2050年全球要实现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年，60年间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大约为14000亿吨，即使发达国家按照95%的减排目标，60年间人均排放量将达到330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只有不到120吨，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不仅是历史上的不公平，还由此产生了新的未来的不公平。”

        “此外还有技术转让方面的分歧，发达国家往往把减排领域的技术转让和一般商业领域的技术转让混淆起来；以及来自资金减排上的分歧，目前国际框架下用于减排的几个基金，每年可以提供的资金量只是实际需求的数百分之一；还有透明度也是一个重大分歧，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

        冯飞表示说，虽然各方分歧依然十分严重，但是毫无疑问，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已经构成了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威胁。如果不进行低碳转型的话，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还会越来越大。“联合国的报告指出，目前气候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占全球GDP的3%左右。因此无论国际气候领域政治和外交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下做好中国自己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文章，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低碳变革带来产业投资新机遇

        冯飞还指出：“气候问题不仅给世界带来挑战，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低碳变革的积极一面。”冯飞介绍说，目前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已有17个经济体，既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欧盟、美国、日本，其中最积极的是欧盟；也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就专门制定了国家低碳发展规划。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低碳经济的一致共识将带来千载难逢的产业新机遇和新投资，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产生5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将引发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比如我国目前提出的将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电动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等，都属于低碳经济的范畴。而美国新能源的概念则包括3层含义，既包括能源供应的新来源，也包括节能技术，还包括电动汽车，可谓异曲同工。事实上，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催生新产业，还可以多创造就业，美国加州的案例就显示，在整个风电产业链中，包括建造、安装、运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传统火电多27%，比天然气发电多60%。”冯飞还告诉记者，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08年对于绿色投资的界定，绿色投资在各国投资活动中占比最高的韩国达到80%,中国占达到37.8%，美国大约占15%左右。其中美国的绿色投资主要在能源相关领域，集中度非常高，去年已经达到970亿美元，总量上很大。而中国的绿色投资，由于联合国环境署把铁路、公路等公共交通设施投资计算在内，因此比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