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涵盖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

        “第二个影响是将改变贸易规则和贸易格局，特别是最近对碳关税的讨论，我想对于出口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碳关税的问题被政客所利用，一方面，我个人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实行碳关税我估计会遭到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今后以各种名义出现的以气候变化为借口的贸易壁垒会不断出现。”冯飞介绍说。

        “第三个影响是可能改变公众的消费行为，”冯飞指出，“最近很多发达国家在引入碳标识制度，它标识一种产品的碳含量，从而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比如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粮食产品以及蔬菜水果，化肥使用量是比较高的，未来化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排放二氧化碳也会按照全生命周期的计算原则被纳入到农产品当中，这样就会比进口国本地产品碳含量要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冯飞还指出，第四个重大影响是全球碳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远远超过原油市场。目前是欧洲的碳交易市场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美国一些议员也提出要进一步壮大美国的碳交易市场，日本韩国也准备建立碳交易所。而“碳货币”、“碳银行”等市场创新更是不断涌现。而第五个影响则作用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投资行为准则，“比如实行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估计几年之内就会在一些国家出现，取代目前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制度。”

        五大支柱助推中国碳排放强度脱钩

        “中国低碳发展的路径如何走。我们的研究显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可能在2030年才出现。也就是说实行两步走的脱钩战略，第一步的强度脱钩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还有20年的时间，再往后才能谈到总量脱钩。而在此之前，以中国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仅相当于美国1/7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1/4的低基数来看，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能源的消耗总量肯定还会持续增加。因此，目前的关键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第一步的强度脱钩。”

        冯飞认为，目前有四大实现低碳减排的手段，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能源，三是减排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四是提高碳汇。“在这四大手段中，当前最具潜力的是节能技术和提高能效。我们做了测算，要实现2030年的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其中65%~70%将来自节能和能效提高的贡献。而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就是现在非常热闹的可再生能源，真正发挥重大效果尚需时日。比如尽管风电近几年装机容量年年翻番，到去年年底达到2500万千瓦，其中去年一年就新增近1300万千瓦，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们考虑整个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短期内由于基数较低不可能有大的贡献。目前可再生能源整体上只占到8.3%，这其中还有7个百分点来自于传统的水电，只有1个多百分点是目前最热闹的风电和太阳能。特别是考虑到目前风电利用小时数比较低，理论上可以达到2000小时，而实际利用小时数还不到1600小时，相应的效果更要打个折扣。”

        冯飞就此指出，要实现到2030年能源排放总量出现拐点，更好的实现强度减排，以及向总量减排的跨越，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有五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低碳的新型工业化，第二个支柱是低碳的可持续的城市化，第三是能源结构的改善和发展低碳能源，第四是低碳的消费模式，第五是碳汇和土地利用。这些构成中国当前和未来低碳发展的总的框架。”

        “首先就新兴的低碳工业化而言，”冯飞指出，“目前中国工业中主要有两类碳排放，一种称为直接排放，另一种叫做间接排放。所谓直接排放是指在工业生产中由于原料使用、化学反应直接生成的温室气体，散溢到大气环境中，例如建材、冶金等传统行业都是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的大户。所谓间接排放，是指工业领域由于使用能源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工业用电产业的直接排放应该算到电力企业，但它是工业部分造成的间接排放，在我国全社会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企业占到70%，因此在工业领域中提高能效，是工业领域减排中最核心的内容。”

        “当然，工业的直接排放也不容忽视，”冯飞同时表示，“我们估计也占到全社会总排放量的5%~10%，采取相应的技术减排手段十分必要，这就涉及到传统产业工艺流程如何应用低碳技术进行改造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减少直接排放还是间接排放，未来低碳发展的具体措施和以往我们已经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