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由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产出,现在还是有一些低价、高效的污水处理方法。
来自密西西比国际水务有限公司、亚马逊水务有限公司的布鲁斯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这一点。布鲁斯介绍的生化处理技术,对中国四五类水质的污水的处理,每吨水处理成本可以控制在不到1元钱,造价低,处理污水的效益高。“在中国什么样的污水都有,污水处理压力大。中国有条件出技术,也必须在中国出技术。”布鲁斯对记者表示。布鲁斯设想的未来目标,是通过科技发展让污水处理的成本低于新买水的成本。
夏军表示,类似高新技术可以推广,以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的一些累积污染量进行处理,另外也要控制污染源,不产生或少产生新的污染,对已污染的河流要进行综合治理。
现在有很多农业节水的高新技术,有很多优良品种——耗水量少、产量高,这也是通过技术的改进,提高节水高产的效益。
海水淡化一直是沿海地区解决水短缺问题比较好的途径之一,长期以来主要问题是造价高,每吨水需要10元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七八元,比南水北调的水还便宜,南水北调成本是每吨水10元。海水淡化,其中一种技术是利用反渗透膜技术,这就是要利用高新技术的发展,夏军认为,还可以在成本上进一步降低价格。
另外,夏军认为,在中国,比如三峡、南水北调等大的水利工程上,大型存储调度技术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包括三峡大坝的建设,本身就需要很多高新技术、工程技术。
除了高新技术、新的科学发明创造之外,夏军强调,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在水的管理方面,亟待发挥更好的作用。
比如,在水的管理上,要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而非“九龙治水”,应有综合的管理体制,包括流域的协调。
夏军认为水价要提上去,要有经济杠杆,对浪费水的行为要进行重罚,“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方面要有行政手段。这也非常重要”。
另外,在水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方面,夏军主张要进一步健全,包括注重对跨境河流、国际河流问题的处理上要有一个公平性。
夏军表示,好的水资源管理,需要政府和社会来合作和组织,要更为可持续地利用水资源,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能力上又是合理的,不能是泛用的,同时,在生态上又是可持续的,有个完整的水的管理体系,同时这个管理体系又符合当地区域水的变化情况。
就像一个国家政府,分级从地方区域到中央政府,水资源管理也是这样,要在水与生态、水与社会、水与经济、水与农业、水与城市等方面,有一个好的科学管理的机制,对不符合机制的行为要有非常好的调控功能。夏军表示,IAC水计划强调“WaterGovernance”,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水管理(watermanagement),而是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作用,要有非常强的调控功能,与常规的委托水利部等进行调度不一样,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夏军表示,从过去到现在,在水的利用方面,全球都有非常好的科技支撑、管理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IAC水计划也包括要总结这些好的案例和失败的教训。
比如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人口密度很高,水资源极度短缺,国内水资源只能满足其50%的用水需求。新加坡在水的管理,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海水淡化、大尺度雨洪利用以及以非常低的造价进行污水回用和再生水利用等方面,都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此外,新加坡在水资源需求管理方面做得非常好,对都市水的综合利用,在行政管理上避免了多龙治水,“新加坡每方水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生态境保护的价值——需水管理效益相当之高。”夏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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