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我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发展规模很大,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在这个快速推进时期有大量碳的存量的积累,包括公路、铁路、房屋建筑等。
但是,中国的人均排放和美国相比,只有美国的1/4;和欧盟相比,只有欧盟的1/2。
中国现在这种排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满足基本生存、基本需求的排放,而不是发达国家那样一种奢侈浪费的排放。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客观地看、比较地看、历史地看。
记者: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很多指标来衡量,中国已经不算是发展中国家了。因此,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也应该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
潘家华: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被发达国家”了。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城市化水平也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到18%,发展到现在的48%。而且中国一些城市的马路特别宽敞,高楼、玻璃幕墙建得特别光鲜。这就给人一种表象,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但是,出北京城区30公里,在六环以外,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光鲜了。到中国的农村、中国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看一看,外国人就可以理解,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迈进,但是客观地讲,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地区差异较大
如果不对奢侈、浪费型排放加以遏制,低碳社会就建立不起来
记者:中国已经提出了到202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十二五”中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成为约束性指标。在这个指标的分解落实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潘家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别很大,浙江、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的人均GDP现在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地区差异也比较大。上海年人均排放9.7吨,现在欧盟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十一二吨,法国只有5.7吨,瑞典只有6吨,上海人均水平已经超过法国、瑞典,和欧盟的平均水平差不多了。
但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就很少了。农村人均电力消费只有城市的1/4,你让它去减,没有什么可减的。
因此,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分配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发展水平来科学确定。
对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实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而不应该只是强度控制。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从消费领域入手,对于奢侈、浪费型的排放,要加以遏制。比如,在充分保障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阶梯电价中超过基本需求部分的价格。
如果不对奢侈、浪费型的排放加以有效遏制的话,我们的低碳社会就建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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