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四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五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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